律师如何为金融凭证诈骗罪辩护


如何为金融凭证诈骗罪的犯罪嫌疑人进行有效辩护？我们认为至少应该掌握关于本犯罪的以下基本的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
在此基础上，北京刑事辩护律师团根据犯罪嫌疑人的具体涉案事实，进行有针对性的分析和论证，提出具体的辩护方案。由一个强有力的辩护律师或者辩护律师团进行辩护，将最大可能第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
刑事辩护是一个艰苦的工作，往往涉及到艰难的调查取证工作，然后根据调查取证的结果，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要最大限度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不仅仅需要娴熟的掌握我国对于该种犯罪的法律规定和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知道刑事法律关于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规定；还需要缜密的思维能力，把握犯罪嫌疑人的实际案情，再把实际案情与国家法律的规定相互结合，尽量找出犯罪嫌疑人的行为与刑法规定之间存在的本质上的不同之处，以达到避免司法机关据此对犯罪嫌疑人定罪的目的。如果犯罪嫌疑人确实已经无任何疑义地构成了某种犯罪，那么律师的职责就转化为尽量为犯罪嫌疑人找到减轻处罚的法律根据和事实理由。总之，刑事辩护律师的工作任务就是根据我国法律法规的规定，尽量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有效的辩护。
有时，有些刑事案件特别疑难，涉及到的法律关系特别复杂，我们北京刑事辩护律师团还聘请法学教授、研究员等专家，针对这类极其疑难的刑事案件进行法律专家论证，出具权威的《法律专家意见书》，为您的亲友提供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刑事责任的有利辩护意见。

有关金融凭证诈骗罪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如下：
［释义］
本罪是指故意以伪造的变造的委托收款凭证、汇款凭证、银行存单等其他银行结算凭证，骗取数额较大的财物的行为。
［刑法条文］
第一百九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进行金融票据诈骗活动，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 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一）明知是伪造、变造的汇票、本票、支票而使用的；
（二）明知是作废的汇票、本票、支票而使用的；
（三）冒用他人的汇票、本票、支票的；
（四）签发空头支票或者与其预留印鉴不符的支票，骗取财 物的；
（五）汇票、本票的出票人签发无资金保证的汇票、本票或者在出票时作虚假记载，骗取财物的。
使用伪造、变造的委托收款凭证、汇款凭证、银行存单等其他银 行结算凭证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第一百九十九条 犯本节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一百九十四条、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之罪，数额特别巨大并且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 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第二百条 单位犯本节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一百九十四条、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之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第二百八十七条 利用计算机实施金融诈骗、盗窃、贪污、挪用公款、窃取国家秘密或者其他犯罪的，依照本法有关规定定罪处罚。
［相关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 解释》（1996．12．16 法发［1996］32号）
五、根据《决定》第十二条规定，利用金融票据进行诈骗活动， 数额较大的，构成票据诈骗罪。
个人进行票据诈骗数额在5千元以上的，属于“数额较大”；个人进行票据诈骗数额在5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个人进行票据诈骗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特别巨大”。
单位进行票据诈骗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较大”；单位进行票据诈骗数额在30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单位进行票据诈骗数额在100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特别巨大”。
使用伪造、变造的委托收款凭证、汇款凭证、银行存单等其他银行结算凭证进行诈骗，数额较大的，以票据诈骗罪定罪处罚。
［说明］
一、本罪主体是一般主体，侵犯的客体是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犯罪对象是金融凭证。本罪是把金融凭证诈骗行为从诈骗罪中分离出来， 特别规定为独立的犯罪，量刑也突破了诈骗罪的最高刑，可以判处死 刑。
二、单位犯本罪的，对单位和有关个人实行双罚。
三、本罪为故意犯罪。不知是伪造、变造的金融凭证而使用的，不构成本罪。同时本罪要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即骗取后不想归还。明知已无偿还能力而实施骗取，可推定本罪成立。
四、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决定仍有效，其刑事责任的规定已纳入新《刑法》，量刑有所调整。


作者简介：
1、本文作者唐律师系北京知名刑事辩护律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硕士。多年来为全国各地大量犯罪嫌疑人提供了积极有效的辩护。不少犯罪嫌疑人经辩护后，减轻了刑事责任。联系电话：13366687472（北京）。
2、作者唐律师在从事刑事辩护的实践工作的同时，积极进行法律业务理论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可喜的学术成果：编写《刑事辩护法律理论与律师实务》，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硕士毕业论文《共同侵权十论》被最高人民法院黄松有副院长主编的《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收录（法律出版社2004年8月出版）；编著《企业并购法律实务——企业资本运作法律实务丛书》（2005年1月群众出版社出版，副主编）；编著《股票发行与上市法律实务——企业资本运作法律实务丛书》（2005年1月群众出版社出版，参编）；编著《互联网上的侵权问题研究》（2003年11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参编）；编著《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的法律适用》（2004年1月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参编）；应国家知识产权出版社的邀请，参与该社高等学校教材《法律基础》的编写工作（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年1月出版，参编）；先后在国内权威的《法学研究》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过论文多篇。


有这样的一个案例：甲乙婚后生活了十天，旋即离婚。男方请求返还彩礼23600元。最后，人民法院判决女方返还13000元。可惜找不着判决书了，否则可以更为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个案例。但是这样的判例实务中并不少见，即在返还彩礼纠纷中，人民法院不是全部支持原告的请求，而是部份支持，部份不予支持，即判令被告返还部份彩礼，部份不予返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婚姻法解释二”）第十条对返还彩礼的情形作出了规定，即：
“第十条　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
　　（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
　　（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
　　适用前款第（二）、（三）项的规定，应当以双方离婚为条件。”
其中第一款第（二）项与本案联系密切。从该项规定看，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后彩礼是否返还关键是是否共同生活。
简单的说，共同生活的，不予返还彩礼。未共同生活的，返还彩礼。当事人要么共同生活，要么未共同生活。因而，返还彩礼的请求要么支持，要么不支持。怎么会判决返还部份彩礼呢？道理何在呢？笔者分析后认为这里面包含着法律适用的特殊情形。
甲乙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后，生活了十天即离婚。“生活了十天”，意味着共同生活了。因为哪怕作了一天夫妻也不能说没有共同生活，只不过共同生活的时间短而已。既然共同生活，依据婚姻法解释二即不属于应当返还彩礼的情形。
但是，婚姻是一辈子的大事，相对于一辈子而言，共同生活十天叫共同生活吗？这样的婚姻具备婚姻的一般属性吗？也不无疑问。生活十天，其实也不叫婚姻。或者说形式上算是共同生活了，实质上远远达不到共同生活的实质性要求。时间太短。如果从这个角度理解，也可以说十天算不上共同生活。如果不叫共同生活，那么依据婚姻法解释二第十条第一款第（二）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后确未共同生活的，返还彩礼的诉讼请求应予以支持。
本案的判决结果，实质上综合了上述两种情形：第一、基于前一情形，13000元之外的彩礼不予以判决返还。这部分彩礼之所以不返还就是因为“不能说没有共同生活，只不过时间太短而已”。第二、基于后一情形，判决返还彩礼13000元。也就是说相对于一辈子的婚姻大事而言，十天不叫共同生活，彩礼应当返还。从而出现了原告的同一诉请即支持又否定虽矛盾也统一的判决结果。
一般来讲，一个诉请构成一个诉。人民法院能否支持，要看该诉请有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一般情况下，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的请求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没有的应予以驳回。像本案这样对于同一诉讼请求既支持又否定，构成了法律适用的特殊情况，有研究的价值。
从法律适用角度分析，法律适用的一般模式是寻找本案事实与什么法律的假定一致，从而依据该法律的处理做出案件的判决。通常事实是确定的，不会既是这个事实又不是这个事实。另一方面，法条的假定通常也是确定的，法律不会说改就改。因而两者同时具备确定性，从而两者对应关系通常也是确定的，不会一个事实既符合这一假定又不符合这一假定。从而一个诉请通常要么给予支持，要么予以驳回，既支持又驳回的情况较为少见。
但是，也有例外。比如说本案。这种例外又是怎么产生的呢？详细分析，我们不难发现，究其原因出现在事实的识别上。也就是说事实虽然确定（婚后生活了十天）但可以有不确定的识别——识别为“共同生活”和“不算共同生活”。从而蕴含了处理的矛盾性。
再仔细分析，我们不得不承认，同一事实并不限定识别（定性）的唯一性。打个比方，通常黑白是分明的，黑就是黑，白就是白。但是也有的颜色说白不是白说黑不叫黑。因为这种颜色处于黑白的临界地带。当一个事实处于两种定性的中间地带时，对它识别就可能出现不唯一性。也就是说一事物与另一事物区别的中间地带为定性的不唯一性创造了条件。
当然这种识别上的双向性一定有限制。以本案为例，假如甲乙生活了十年而不是十天，这一事实再识别为不算共同生活，则与歪曲事实，胡说八道无异，显然不具有合理性。所以这种识别的双向性必然与事物的临界状态有关，否则应当属于定性错误的范畴。
因而，事物的临界状态为定性的不唯一性创造了根据。它产生了一个事实两种识别均有道理的结局，从而指向了不同的假定，也就出现了法律适用的模糊性。我们不妨将这种基于同一事实合理而不唯一的识别，指向两个不同的假定（或者不完全指向一个假定）综合两个不同的处理（或者减损一个处理）进行裁判的情形，称之为法律的模糊适用。
法律的精确适用比较常见。即一个事实通过识别，指向唯一假定产生唯一处理。此时，法律适用不带有模糊性。如果一个事实处于两种识别的中间地带，就可能指向两个不同的假定，从而产生不同的处理。这种情况下对该事实的法律适用带有模糊性。本案既支持彩礼返还的诉讼请求又否定彩礼返还就是这种情形的一个例证。
两人生活了十天，人民法院判决部份返还彩礼，从结果看比全部返还和全部不返还实质更为公正。如果一概否定法律模糊适用，认为彩礼要么应该全部返还要么应该一分钱也不返还，如此才为正确，其实反而达不到不模糊的公正。相反，承认法律的模糊适用反而出现精确的公正。所以，法律的模糊适用对于结果的公正有现实意义。它打破了法律适用的一般模式，构成法律适用的特殊情形。通过本案，笔者认为，在制定法国家，法律的模糊适用应该有其存在的意义和研究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