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人大常委会


福建省促进革命老区发展条例

（2012年9月27日福建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 为了促进革命老区经济社会发展，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革命老区，是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本省行政区域内建立和发展的革命老根据地。本省革命老区的具体名录，由省人民政府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和我省革命老区分布的实际情况确定并公布。

本条例所称原中央苏区，是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建立的中央革命根据地。

第三条 促进革命老区发展应当坚持统筹兼顾、分类推进、重点扶持、自力更生的原则，实行政府主导、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方针。

第四条 大力宣传革命老区的光荣历史，加强红色文化建设，弘扬革命老区的优良传统，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革命老区发展的良好氛围。

第五条 革命老区应当充分利用扶持政策，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发挥自身优势和潜力，努力发展特色经济，提高自我发展能力。

第六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促进革命老区发展工作的领导，根据当地实际，研究制定促进革命老区发展的政策措施，把促进革命老区发展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及年度计划，及时解决革命老区发展中的困难和问题。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革命老区工作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促进革命老区发展工作的协调指导，其工作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发展和改革、扶贫、教育、科技、经济贸易、民政、财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国土资源、住房和城乡建设、交通运输、农业、林业、水利、环境保护、文化、卫生、广电、体育、旅游、通信等部门应当根据各自职责，把促进革命老区发展纳入本部门的工作计划。

第七条 省人民政府重点促进原中央苏区县（市、区）和欠发达的革命老区县（市、区）的发展，统筹安排相对较发达的市、县（区），支援和帮扶原中央苏区县（市、区）和欠发达的革命老区县（市、区），把欠发达的革命老区村（居）作为扶贫开发和挂钩驻点帮扶的重点。

市、县（区）人民政府重点促进本行政区域内革命老区乡（镇）、村（居）的发展，组织本行政区域内有关部门和企事业单位，支援和帮扶所辖区域内欠发达的革命老区乡（镇）、村（居）。

第八条 省、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应当加大对革命老区县（市、区）特别是原中央苏区县（市、区）和欠发达的革命老区县（市、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

县级人民政府应当按照有关规定，把革命老区转移支付资金用于加强革命老区专门事务工作和改善革命老区民生。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在本级财政预算中安排一定资金用于扶持革命老区经济社会发展，并根据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逐年增长。

第九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应当倾斜支持革命老区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对原中央苏区县（市、区）和欠发达的革命老区县（市、区）的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建设项目应当给予优先安排。

第十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革命老区人才引进、培养、使用和激励机制，制定相关政策，鼓励和吸引教育、科技、医疗卫生等方面的人才向革命老区流动。

第十一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加强革命老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建立和完善生态补偿机制。

第十二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和自愿原则，对生存环境恶劣、难以有效改善的革命老区村、自然村实施移民搬迁，优先改善生产生活条件。

第十三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加强革命旧址、革命遗迹的维护保护工作，建设红色旅游景区，合理利用资源，发展旅游事业。

第十四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和完善革命“五老”人员定期生活补助标准与重点抚恤优待对象定期抚恤标准同步增长的机制，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逐步提高革命“五老”人员医疗补助标准。

前款所称革命“五老”人员，是指1949年9月30日前参加革命的老地下党员、老游击队员、老苏区乡干部、老交通员、老接头户。

第十五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充分发挥老区建设促进会、扶贫开发协会和老科技工作者协会等社会团体在促进革命老区发展方面的作用。

第十六条 鼓励社会力量通过各种途径支持革命老区建设，积极参与革命老区投资开发、人才培养、科技推广、文化教育、旅游开发等促进革命老区发展的活动。有条件的地方可以依法建立促进革命老区发展基金。

第十七条 为促进革命老区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或者个人，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予以表彰。

第十八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财政、审计、监察等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加强对促进革命老区发展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

第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不履行扶持义务或者不按规定使用资金的，责令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直接责任人和有关负责人的责任。

第二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在促进革命老区发展工作中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或者冒领、截留、挪用、贪污私分促进革命老区发展财物的，由其所在单位、上级主管部门或者行政监察机关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一条 本条例自2012年12月1日起施行。






　当前金融危机背景下，发生了诸多非法融资事件。其中，经营性担保公司违规操作所造成的危害性处置问题及如何对债权人进行充分的保护是司法实践所应当重视的两个问题。
本系列文稿拟以融资性担保为例，来解析经营性担保制度中的有关法律问题。应当说，经营性担保在外延上涵盖了融资性担保，融资性担保是经营性担保的一个主要构成部分。


　　普通民事担保协议是无偿合同，而经营性担保区别于普通民事担保的最主要的特征是其具有有偿性和营业性。虽然普通民事担保和经营性担保都要受制于担保法有关制度的调整和规范，但显然经营性担保中广泛地涉及到对合同法、担保法、物权法及公司法等法律制度的衔接适用问题。

　　2010年3月8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国家发改委等七部委联合出台《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通过对融资性担保行为及对融资性担保公司的规制，可以看出经营性担保的主要特征。

　　第一，经营性担保的最主要特征是“营业性”，其存在价值是以担保公司的债务代偿能力为基础而形成的促进资本融通的功能。

　　诸如，前述《办法》所称融资性担保即是指担保人与银行业金融机构等债权人约定，当被担保人不履行对债权人负有的融资性债务时，由担保人依法承担合同约定的担保责任的行为。这一本质特征决定了经营性担保与合同法制度的密切关系。

　　第二，开展经营性担保的主体具有组织性，包括公司制和非公司制（如商会会员制）两类。但融资性担保公司则必须是依法设立并以经营融资性担保业务为主业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这就确立了经营性担保与公司法制度之间的紧密联系。除了经营性担保组织的设立必须遵守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外，其解散、清算及破产等与普通公司相比具有相应的特殊性，此点留待后文详解。

　　第三，经营性担保必须遵守有关行政许可制度的制约。

　　在普通民事担保中，无论是自然人或是公司法人类担保，只要不违反担保法和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则其对外提供担保的行为是不必以事先获取相关行政许可为前置条件的。但经营性担保则不同，尤其是设立专门的融资性担保公司及其分支机构前，应当经银行业监管部门审查批准并获得经营许可证后，方可凭该许可证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注册登记。此外，设立典当行之类的经营性组织，还必须获得公安部门颁发的特种行业许可证。

　　从上述监管制度可以看出，经营性担保组织对外担保主体资格的取得与普通民事担保主体资格明显不同。

　　以公司为例，普通民事担保中只要该公司是合法成立并经过公司内部相应的决策程序，在不违反公司章程的情形下公司即可对外提供担保；而经营性担保公司必须取得相应的行政许可，否则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监管部门批准不得经营融资性担保业务，不得在名称中使用融资性担保字样。如果擅自经营融资性担保业务的，依据国务院发布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的有关规定，金融主管部门及地方人民政府有权对其依法予以取缔并处罚。
　担保制度本身的价值就在于其对风险具有转嫁与共担的功能。经营性担保存续的基础就是为他人债务提供有偿的“代偿”服务，但该种法律责任同时具有“或有性”。目前，金融主管部门对担保公司的监管规定已经超出了公司法关于股东出资和法人财产权制度的范畴。


　　本期解析经营性担保公司的出资制度及其责任能力的特殊性问题。


　　实务中，经营性担保公司的组织形式以有限责任公司为主。据公司法规定，普通有限责任公司的最低出资额只有人民币三万元，而且不限于货币资本形态。同时出资制度的“但书”条款又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对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有较高规定的，从其规定。诸如《拍卖法》就要求拍卖公司必须有一百万元人民币以上的注册资本；而且经营文物拍卖的拍卖公司，应当有一千万元人民币以上的注册资本。但针对担保公司的出资制度在我国的立法层面中本身没有专门的调整规范，因此只能从金融政策中弥补空白。


　　2010年3月8日，国务院银监会及国家发改委等七部委联合出台《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其中要求设立融资性担保公司时应当有具备“持续出资”能力的股东和符合该《暂行办法》规定的注册资本，其最低要求是不得低于人民币500万元，且该注册资本必须为实缴货币资本。


　　应当说，上述针对担保公司的出资制度至少存在三方面的特殊性，一是最低资本额限制；二是货币资本形态限制。也即，除非股东的货币出资额超过了500万元，否则股东以土地使用权、知识产权等非货币资产出资的，该部分产权价值不得纳入担保公司的注册资本额中；三是要具备具有“持续”出资能力的股东。


　　经营性担保公司的出资制度之所以特殊，是因为其存续的功能就是吸纳“或有性”债务，而且担保公司的经营业务越多，其或有性债务的余额就越大，对应的担保公司的经营风险就越高。因此，《暂行办法》规定担保公司的融资性担保责任余额不得超过其净资产的10倍。也就是说，对于经营性担保公司而言其所谓的“资不抵债”不是一个账面数据意义上的资产与债务的关系，而是要考虑到担保公司负债的特殊性，即担保责任与现实责任的转换问题。如果担保责任通过主债务人清偿或反担保等各种途径被化解的，则被免除担保责任的余额可以再次回到担保公司的“资产池”中，并可继续对外提供担保经营业务。显然，关于不得超过净资产的“10倍”所限制的是担保公司在同一时段的保证期间内的责任总额，而不是指担保公司只能从事净资产额10倍以内的经营业务。


　　由于没有上位法的支持，故金融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只能按照金融产业政策来对待。但是，当担保公司违反这些规定后，是否涉及到担保合同本身的效力问题？笔者认为，参照司法实践中处置商业银行法第39条与合同效力关系的一贯态度，超越监管制度的担保合同其效力本身不能遭到必然否定。
目前，经营性担保在实务中出现了诸多严重的违规行迹。据媒体报道，一些担保公司大量从事吸收存款和经营放贷业务，成为半公开式的商业银行。问题产生的根源固然有民间金融权保障不到位等社会经济因素，但担保公司的违规操作显然是其中的主要推手。
　　

　　本期解析经营性担保公司的经营范围及其效力问题。


　　融资性担保公司经监管部门批准，可以经营部分或全部融资性担保业务。包括贷款担保、票据承兑担保、贸易融资担保、项目融资担保、信用证担保及其他融资性担保业务。综合性担保公司也可以在融资性担保业务之外兼营其他非融资性担保业务。诸如诉讼保全担保；投标担保、预付款担保、工程履约担保、尾付款如约偿付担保；与担保业务有关的融资咨询、财务顾问等中介服务；以自有资金进行投资及监管部门规定的其他业务。


　　在众多的担保业务中，司法担保是一种特殊的担保业务。因为司法担保既有“保人”式担保（不同于保证担保），也有抵押、质押等物的担保；此外还有担保公司提供的保证担保。目前，担保公司对司法担保一般以“保函”作为其承担担保责任的法律文件，极少有以商业担保中的“保证合同”作为司法担保的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