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授予外国专家奖状试行办法
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为调动在穗外国专家的积极性，加速我市“四化”建设，除继续开展授予“广州市荣誉市民”称号活动外，并实行对为我市建设作出重大贡献的外国专家，授予广州市人民政府奖状的办法。
一、授予奖状的条件。
（一）工作积极负责，与我市工程技术人员密切合作，为提前完成整个安装设备工程任务作出较显著贡献的外国专家。
（二）对培养我市专业人才，在发展我市经济、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等方面有较突出贡献的外国专家。
（三）积极提出合理化建议，为我市建设在节约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作出较大贡献的外国专家。
（四）为增进和发展广州与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作出较大贡献的外国专家。
二、符合条件的外国专家发给由市长签署的广州市人民政府奖状，并发给价值人民币五百元的的奖品或纪念品，经费由所属聘请单位负责。
三、凡需授予广州市人民政府奖状的外国专家，首先由聘请单位推荐并整理材料报主管区、县、局审定后报广州市外事办公室审核，由市外事办公室报市人民政府批准。
四、授奖仪式由市外事办公室与有关部门联合举行，一般安排在学期终、工期结束后或专家离穗前。
五、广州市人民政府奖状由市外事办公室统一印制。
六、本办法由市外事办公室负责组织实施解释。
七、本办法自一九八九年九月一日起试行。




1989年7月17日
小额官司

2000年9月28日 13:45
──几类思考的理路*

　　……一讼之兴，未见曲直，而吏有纸张之费，役有饭食之需，证佐之亲友必须酬劳，往往所费多于所争，且守候公门，费时失业，一经官断，须有输赢，从此乡党变为讼仇，薄产化为乌有切齿数世，悔之晚矣（吴炽昌：《续客窗闲话·卷三》）。

　　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孔子语，见《论语·颜渊》）！

　　一日，"奉诏"进京，在一大媒体上清谈"小额官司该不该打"，引起不小争议。事后，与业内友人交谈，又再深入论及，将几类思考展示铺开爬梳整理，小有斩获。现动笔写一下。

1、语境·小额官司的脉络

先交代语境。

　　国人久远的习惯，大概是和众息讼，不到万不得已，不进官府衙门法律了断。据说，这是今日法治观念依然疲软的一个缘由。有了纠纷，先想到和解，或者忍着，或者看看风景以便将其抛在脑后，是一种心态。这种心态有时会使日子过得不那么紧张。可是，一种心态就会影响做事的方式，还有发散的效应，传入社区乃至大社会，使人随之而动。这样，与"法"连接的"立法"、"执法"、"司法"、"守法"之类的语汇，便易在集体记忆中失却。失却的结果，使得人人做事无棱无角，规矩方圆游离不定，而企图不良者，倒有机可乘了。

　　国人传统是这样被叙述的。

　　法律是种硬规矩。大致来说，清楚、可查，断是非一准是个好凭据。古人讲，它可定分止争。今人说，它可明权利、标义务。一句话，法律打紧的功能在于创造纹路清晰的秩序制度。是是非非，必须断个小葱拌豆腐。如果是你的，一分不能少，如果是他的，半厘不能差。由此，法治意识凸现的意义不言自明──公民权利彰显了。至少，企图不良者，寸步难行。或者，奔大了讲，法治可是眼下赶上现代化末班车的一个好帮手。

　　于是，打官司，而不是私了、忍着或者看风景忘掉一切，便形成了一种激励性质的意识形态话语涌动。

　　语境明晰之后，看看小额官司。

　时下，小额官司已是见怪不怪。十来二十元钱的纠纷可进法院，一元钱的"别扭"也会进公堂，就是三角五角的芝麻丁点"不舒服"，也能讨个"法律说法"。法院从不拒绝，当然，似乎不会也不大应该拒绝。

　此次进京清谈的小额官司，是一元钱的事儿。一名可敬的当事者，喜欢法律，便在书店里买了一本《走向法庭》的书。说来有趣，这书与法有关，本应印得"毫不含糊"，质量上乘，可它硬是打中间少了几十页。买书者走后才发现瑕疵，于是便杀回书店理论，要求换书。书店二话不说，同意换书。但是，买书者说，来时乘车花去五角，回去乘车还要五角，两钱相加，需要一元。这一元还应由书店支付。书店一听，犯愁，便以种种理由说明一元钱无法"奉还"。买书者再次理论，书店死撑。结果，在一元钱上是没有结果。

　　没过多久，买书者真是"走向法庭"，将书店推在被告席上。意思是：一元钱必须交出来。

　　官司的标的额数真小。

　　依着一般感觉，这钱不必较真儿。打官司本身就要钱，而且，费时费力，搅在火头上，还会伤了感情，得不偿失。可买书者相信，一元钱是自己的权益，权益就应保护、就应争取，那是他心中的"澳门"。换词儿来说，站在高处看，公民权利要张扬。这样，大约以两千元左右的成本，买书者讨回了一元钱的"公道"。法院说，一元钱，书店毫无疑问要掏出来。

2、官司的成本计算

　　通常来说，一些法律学者和经济学者，甚至一些外行百姓，就像刚提到的，首先会想到"官司成本"这一茬儿。这就是，别忘了官司要钱，费时费力。打官司，不该入不敷出。如果为买斤菜，却花上几十倍的钱打的士奔远处去买，这是经济算数没学好，更是精神有些不正常。所以，用一元钱的成本来打两千元的官司，才划算。

　　当然，学者们的想法也许更为宏大。他们，不但会站在百姓的立场，拨拉当事人的小算盘，而且，会站在国家立场，拨拉社会的大算盘。大算盘意思是说，社会资源就那么多，一处用了，另处便少。像法院审案断狱，人力、物力、时间，都是一个数，用在一纠纷上，其他纠纷就会搁置一旁。况且，国人法院目下已是忙得不可开交，小额官司挤进去，法院还要拿出精力、时间，为此支出不小的社会成本，审别的大案要案，资源便更拮据了。这样引来的经济学"外部性"，非常糟糕。

　　制度经济学还说，要警惕交易过程中的成本。交易成本过大，会使交易本身失去意义。而交易成本放在法律自身，便是法律制度的运行成本。法律制度的设立，是为了价值对等的秩序安排。俩小儿斗嘴，法律制度要过问，这使价值就不对等了。两人动刀子，或者，一百万元说不清是谁的，这时法律制度过问，价值自然对等了，而且有收益。故而，运行成本加大，效益却是判明一元钱的胜负，制度也就不是节约资源的制度了。

　　"成本计算说"是对小额官司运作的批评。但是，它会遇到两个反批评。

　　先讲头一个。

　　前边已经交代，当下的语境是国人大体缺乏权利意识，有些逆来顺受的习性，这使一些人好钻空子。在一元钱的案子里，书店里的人就有点钻空子的意思，因为，不太拿消费者当回事。此时，有人站出来，宣战一番，即便官司额数小的不能再小，其意义也是唤醒了万民的"维权"意识，从而，叫书店里的一类人收敛点。这效果，能用钱计算？

　　第二，纠纷本身的收益和损失，有时可不是钱能算清的。如果这一元钱不仅是个心中的"澳门"，而且，不收回来怒气难消，无法继续过活，那么，怎能说打官司的意义不大？对人来说，有时钱不重要，重要的是一股"气"。"气"顶在那儿，不出来，就是怎样都不成。社会还会因此乱套，产生更为激烈的冲突。对这，还另有事实拐弯辅证。在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里，几乎所有法院都不拒绝小额官司，即使额数微不足道。兴许，法院记得这一茬儿，记得数额再小，如不过问，有时也会产生更大的头痛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