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期货业协会


期货从业人员执业行为准则（修订）


（中国期货业协会　2008年4月30日）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期货从业人员（以下简称从业人员）执业行为，促使其提高职业道德和业务素质，维护期货市场秩序，根据《期货交易管理条例》和《期货从业人员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准则。

　　第二条　本准则是对从业人员的职业品德、执业纪律、专业胜任能力及职业责任等方面的基本要求和规定，是从业人员在执业过程中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是中国期货业协会（以下简称协会）对从业人员进行纪律惩戒的主要依据。

　　第三条　本准则所称机构是指《期货从业人员管理办法》第三条所规定的机构；从业人员是指《期货从业人员管理办法》第四条规定的人员。

　　第二章　基本准则

　　第四条　从业人员必须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服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的监督与管理，服从协会的自律性管理，遵守期货交易所有关规则和所在机构的规章制度。

　　第五条　从业人员在执业过程中应当坚持期货市场的公开、公平、公正原则，自觉抵制不正当交易和商业贿赂，不得从事不正当交易行为和不正当竞争，维护期货交易各方的合法权益。

　　第六条　从业人员在执业过程中应当对期货交易各方高度负责，诚实守信，恪尽职守，珍惜、维护期货业和从业人员的职业声誉，保障期货市场稳健运行。

　　第七条　从业人员在执业过程中应当以专业的技能，以小心谨慎、勤勉尽责和独立客观的态度为投资者提供服务，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第八条　从业人员应当保守国家秘密、所在机构秘密、投资者的商业秘密及个人隐私，对在执业过程中所获得的未公开的重要信息应当履行保密义务，不得泄露、传递给他人，但下列情况除外：

　　（一）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等要求提供的；

　　（二）国家司法部门、政府监管部门、协会和期货交易所按照有关规定进行调查取证的；

　　（三）从业人员在执业过程中，为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必须公开的。

　　从业人员对投资者服务结束或者离开所在机构后，仍应当保守投资者或者原所在机构的秘密。

　　第九条　从业人员在执业过程中遇到自身利益或相关方利益与投资者的利益发生冲突或可能发生冲突时，必须及时向投资者披露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及有关情况，并尽量避免冲突；当无法避免时，应当确保投资者的利益得到公平的对待。

　　第三章　合规执业

　　第十条　从业人员必须遵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遵守协会和期货交易所的自律规则，不得从事或者协同他人从事欺诈、内幕交易、操纵期货交易价格、编造并传播有关期货交易的虚假信息等违法违规行为。

　　第十一条　从业人员不得以个人或者他人名义参与期货交易。

　　第十二条　期货公司的从业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以个人名义接受客户委托代理客户从事期货交易；

　　（二）进行虚假宣传，诱骗客户参与期货交易；

　　（三）挪用客户的期货保证金或者其他资产；

　　（四）中国证监会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十三条　期货交易所的非期货公司结算会员的从业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利用结算业务关系及由此获得的结算信息损害非结算会员及其客户的合法权益；

　　（二）代理客户从事期货交易；

　　（三）中国证监会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十四条　期货投资咨询机构的从业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利用传播媒介或者通过其他方式提供、传播虚假或者误导客户的信息；

　　（二）代理客户从事期货交易；

　　（三）中国证监会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十五条　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的机构的从业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收付、存取或者划转期货保证金；

　　（二）代理客户从事期货交易；

　　（三）中国证监会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四章　专业胜任能力

　　第十六条　从业人员在从事期货业务前，应当参加岗前培训并通过考核，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技能和职业道德。

　　第十七条　从业人员应当加强业务知识更新，接受后续职业培训，保持并不断提高专业胜任能力。

　　第十八条　机构的管理人员应当对下属从业人员的工作进行指导、监督和支持，使其保持并不断提高专业胜任能力。

　　第五章　对投资者的责任

　　第十九条　从业人员在向投资者提供服务前，应当了解投资者的财务状况、投资经验及投资目标，并应谨慎、诚实、客观地告知投资者期货投资的特点以及在期货投资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风险，不得向投资者做出不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政策等规定的承诺或保证。

　　第二十条　从业人员在进行投资分析或者提出投资建议时，应当勤勉尽责、独立客观，投资分析及投资建议要有合理、充足的依据，要严格区分客观事实与主观判断，并对重要事实予以明示。

　　第二十一条　从业人员应当如实向投资者申明其所具有的执业能力，不得向投资者提供虚假文件、材料。从业人员应当保护投资者的合法利益，不得以损害投资者利益的手段谋取个人或者相关方利益。

　　第二十二条　从业人员在向投资者提供服务时应当公平地对待投资者。

　　第二十三条　从业人员不得疏怠履行应承担的义务：

　　（一）从业人员应当严格按照有关期货业务规则规定办理相关期货业务；

　　（二）从业人员应当及时告知投资者有关期货业务的情况，对投资者了解交易情况等合理的要求，应当在其职责范围内尽快给予答复；

　　（三）从业人员应当在法律法规及公司制度规定范围内根据客户授权进行期货业务。

　　第二十四条　从业人员不得迎合投资者的不合理要求，不得为了投资者利益而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所在机构的合法利益或者他人的合法权益。

　　第六章　竞业准则

　　第二十五条　从业人员应当相互尊重、同业互助，共同维护本行业的职业道德，提高职业声誉。

　　第二十六条　提倡同业公平竞争，严禁从业人员从事下列不正当竞争行为：

　　（一）采用虚假或容易引起误解的宣传方式进行自我夸大或者损害其他同业者的名誉；

　　（二）贬低或诋毁其他机构、从业人员；

　　（三）采用明示或暗示与有关机构或者个人具有特殊关系的手段招徕投资者，或利用与有关组织的关系进行业务垄断；

　　（四）在投资者不知情的情况下给投资者代理人或介绍人返还佣金；

　　（五）以排挤竞争对手为目的，低于经营成本或行业自律标准收取手续费；

　　（六）中国证监会或协会认定的其他不正当竞争行为。

　　第二十七条　从业人员不得阻挠或者拒绝投资者另外委托其他机构或者从业人员提供服务，共同服务的从业人员之间应当明确分工和协作。

　　第二十八条　机构的管理人员不得以不正当手段招徕其他机构在职从业人员，不得以不正当手段辞退本机构从业人员。
第七章　其他责任

　　第二十九条　从业人员在执业过程中不得获取不正当利益。

　　获取不正当利益的，应当退还。

　　第三十条　除所在机构同意外，从业人员不得兼任导致或者可能导致与现任职务产生实际或潜在利益冲突的其他组织的职务。

　　第三十一条　从业人员应当严格自律、洁身自好：

　　（一）对机构管理人员所发出的违法违规指令，从业人员应当予以抵制，并及时按照所在机构内部程序向高级管理人员或者董事会报告；机构未妥善处理的，从业人员应当及时向中国证监会或者协会报告。

　　从业人员发现所在机构有欺骗投资者、对市场严重不负责任等行为时，应当坚持原则，并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或举报。

　　（二）从业人员不能片面地强调业务的发展而忽视投资者信誉，更不能从个人利益出发与投资者恶意串通。发现投资者有不诚信、违法违规的行为时，应当及时向所在机构报告，并注意防范投资者的信用风险。

　　第三十二条　当从业人员与其所服务的投资者存在利益冲突或因其他原因无法继续提供期货业务服务时，应当通过所在机构及时与投资者协商，采取更换从业人员或其他办法妥善予以妥善解决。

　　第三十三条　从业人员因执业过错给机构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相应责任。

　　第八章　监督及惩戒

　　第三十四条　机构的管理人员应当指导、监督下属从业人员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本准则。

　　第三十五条　从业人员有违反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或本准则行为的，任何人都可以向协会进行举报。

　　从业人员受到机构处分，或者从事的期货业务行为涉嫌违法违规被调查处理的，机构应当在做出处分决定、知悉或者应当知悉该从业人员违法违规被调查处理事项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向协会报告。

　　对于违反本条规定的机构，协会要求其按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协会给予训诫、公开谴责等措施，同时记入该机构诚信档案。情节严重的，协会移交中国证监会处理。

　　第三十六条　协会在接到对从业人员违规行为的举报或投诉后，按照规定的程序进行调查，并视违规事实及其后果做出相应的纪律惩戒。
　协会对从业人员进行调查或者检查时，被调查人员应当积极配合。

　　第三十七条　从业人员违反本准则，情节轻微，且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予以训诫，训诫以训诫信的形式向个人发出。

　　第三十八条　从业人员违反本准则，情节严重，并造成严重后果的，予以公开谴责。

　　第三十九条　从业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暂停其从业资格6个月至12个月；情节严重的，撤销其从业资格并在3年内拒绝受理其从业资格申请：

　　（一）本准则第二十六条所禁止行为之一的；

　　（二）拒绝协会调查或检查的；

　　（三）获取不正当利益的；

　　（四）向投资者隐瞒重要事项的；

　　（五）违反保密义务，泄露、传递他人未公开重要信息的。

　　第四十条　从业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情节严重的，撤销其从业资格并在3年内或永久性拒绝受理其资格申请：

　　（一）有本准则第十条至第十五条所禁止行为之一的；

　　（二）违反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规定向投资者承诺或者保证收益的；

　　（三）违反有关从业机构的业务管理规定导致重大经济损失的；

　　（四）为了个人或投资者的不当利益而严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所在机构或者他人的合法权益的。

　　第四十一条　从业人员违反本准则，情节显著轻微，且没有造成后果的，可免于纪律惩戒，由协会责成从业人员所在机构予以批评教育。

　　第四十二条　从业人员受到纪律惩戒的，协会将纪律惩戒信息录入协会从业资格数据库。

　　第四十三条　从业人员受到训诫、公开谴责和暂停从业资格的纪律惩戒的，应当参加协会组织的专项后续职业培训。

　　第四十四条　对从业人员的纪律惩戒由协会纪律委员会作出，从业人员对纪律惩戒不服的，可向协会申诉委员会申诉，申诉委员会作出的审议决定为最终决定。

　　第四十五条　从业人员与投资者或所在机构发生纠纷而无法自行合理解决的，可以按照规定的程序，提请协会进行调解。

　　第四十六条　从业人员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执业行为，需要中国证监会给予行政处罚的，协会应当及时移送中国证监会处理。

　　第九章　附则

　　第四十七条　本准则经中国证监会核准，自颁布之日起实施。2003年7月1日颁布的《期货从业人员执业行为准则》同时废止。

郝铁川



关键词: 宪法/核心权利/基本权利/经济支撑
内容提要: 现代社会的公民权利是由宪法核心权利、基本权利和部门法一般权利构织而成的一个有机体系。核心权利（发展权、生存权、平等权和自由权）是这个体系的总纲，其他权利都受其制约。发展权、生存权、平等权和自由权不仅仅需要社会的信念维系，更需要一定的经济支撑。


本文所说的宪法的核心权利，是笔者提出的一个概念，意指宪法基本权利体系中的基础性权利，或者说是撑起宪法基本权利体系的支柱性权利。在庞大的公民权利体系中，宪法公民基本权利是其重要的、必不可少的权利；在重要的、必不可少的宪法公民基本权利体系中，核心权利又是其基础性、支柱性权利。概而言之，现代社会的公民权利，就是由核心权利、基本权利和一般权利构织而成的一个有机体系。在核心权利与基本权利之间，前者为纲，后者为目。那么，为什么要确定核心权利，哪些是核心权利，实现它们的主要条件是什么，此为本文所要论证的问题。
一、为什么要确定核心权利
宪法基本权利是一个不断扩充的领域，始终在发展变化中，在公民的基本权利日渐增多的情况下，需要确定一些原始性、根源性、万变不离其宗的核心权利。
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资产阶级最先以宪法的形式确认的。资产阶级把公民基本权利称作人权和公民权，并将其作为资产阶级宪法的核心内容。三百多年来的宪政发展历史充分表明，世界各国对公民基本权利的确认和规定一直处于变化中。捷克法学家卡莱尔·瓦塞克提出的人权的三代划分法，则大体上反映了这一轨迹。“第一代人权”的核心在于自由以及对政治生活的参与。它们在性质上主要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致力于保护个人不受国家的侵犯。“第一代人权”主要包括言论自由、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宗教自由以及投票权。“第二代人权”涉及到平等，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开始被各国政府所认识。它们在性质上主要是社会权利、经济权利和文化权利。这些权利保障弱势群体可以获得平等的条件和待遇，主要包括被雇佣的权利、住房和健康的权利，以及社会安全、失业救济等社会保障方面的权利。“第三代人权”包括集体权、自决权、发展权、环保权、自然资源权、代际公平和可持续发展的权利等等。瓦塞克认为这些权利目前还很难制定成具有约束力的文件，表述它们的那些宣言属于“软法”文件。
我国学者一般认为，18、19世纪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适应资本主义自由贸易、自由竞争的发展需要，比较强调和保障公民享有的民主自由权利；20世纪初叶的资本主义国家，由于财富过度集中、贫富悬殊、失业、贫困等，使许多公民无法实际行使自由平等权利，因而在宪法中增加了公民享有生存权的规定，注重公民在经济、文化、社会领域的平等权利；20世纪下半叶，总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教训，联合国重申了此前国际社会取得的人权共识，形成了人权宪章体系（主要有《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并把人权的概念由原来的个人人权扩充为集体人权，包括民族自决权和发展权）。可以预见，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公民基本权利的数量将会被不断增加，这就需要我们确定一些最核心的基本权利。
世界各国对公民基本权利范围的认识与宪法规定仍存争议，求同存异、探索并最终达成公民基本权利中的一些核心权利的共识，这是既具有学术价值、又具有现实意义的人权研究课题。我国《宪法》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并没有定型而还在拓展中，更需要研究、确定具有一定普世性的核心权利。我国《宪法》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条款数目，1954年《宪法》是14条，1975年《宪法》是24条，1978年《宪法》是12条，1982年《宪法》是18条。自1982年《宪法》问世以来，涉及公民基本权利的修正案也不时增加。仅2004年修正案中就增加了公民财产私有权、社会保障权，还增加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样一个兜底条款。而且可以预见，迁徙权、若干政治权利等也会在不远的将来载入宪法。因此，研究基本权利中的核心权利对于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宪法具有一定的紧迫性。
二、怎样确定核心权利
我国宪法学通说认为，财产权、生命权、自由权与平等权是现代宪政国家支撑公民权利体系的四大支柱，[1]此处的四个权利约略相当于本文所说的核心权利。但如果把财产权、生命权、自由权与平等权定为基本权利体系中的核心权利，笔者认为是不妥当的。因为审视三百多年来的近现代宪政史，不难看出，这四大权利是18、19世纪法国、美国的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统治者或殖民统治者的思想武器。财产权针对封建统治者或殖民统治者的随意征税而提出，生命权针对封建统治者或殖民统治者随意镇压而提出，自由权针对封建统治者或殖民统治者对自由贸易的限制而提出，平等权针对封建统治者或殖民统治者不平等的政治等级身份制度而提出。如今，这四大权利经过实践的检验和过滤，有的显然已经不能成为基本权利中的核心权利（支柱性权利），如财产权当初反映的是有财产的强势群体的要求，但如今人类已认识到社会更应关注弱势群体的生存权。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追逐的是物质财富的最大化，而如今精神享受已日益成为人类社会的普遍期待。因此，有必要加以重新确定。
（一）确定核心权利需考虑的因素
笔者认为，确定核心权利应该考虑三个因素：一是三百多年来基本权利体系演进的历史经验教训；二是世界上多数国家（发展中国家）公民基本权利的迫切需求；三是法学之外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成果。
三百多年来公民基本权利体系演进的基本轨迹，主要表现为人权主体的不断扩大。18、19世纪的人权主体是个人（单个的自然人）,20世纪初叶扩展为群体（弱势群体等）,20世纪下半叶又扩展为范围更大的集体人权（民族自决权、发展权等）。这一演进过程的重要经验是要在个体权利和集体人权之间寻求平衡。西方国家的教训是个人权利有所泛滥，对社会整体利益、弱势群体和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发展权关注不够，社会主义国家的教训是一度过于重视集体权利、社会整体利益等，而对个体权利关注不够。20世纪初叶，西方国家渐渐对集体权利有所重视，20世纪下半叶，社会主义国家在继续关注集体人权的同时，渐渐重视个体权利。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权发展相互接近、交叉。
现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是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人权问题上的一个很大的分歧就是前者特别强调不受后者的政治、经济、自然资源等方面的控制，认为实现民族自决权是保障人权的先决条件，而发展民族经济是保护人权的重要基础。多数发达国家最初争取人权的历史背景和当今发展中国家争取人权所面临的环境具有很大的不同。前者是向封建统治者要人权，而且主要争取的是人身权利和政治权利，而不是生理和社会意义上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因为他们在封建社会的母体里就已成为富裕群体。如果说多数发达国家当初遭受的是封建制度压迫剥削，而发展中国家主要遭受的则是发达国家的殖民统治和对政治主权、文化主权、自然资源的控制，相对于发达国家的整体不自主和贫穷是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主要问题，这就是它们呼唤生存权、发展权、民族自决权的原因。
法学研究不仅要回答社会现实发展的需要，还要吸纳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笔者认为，马斯洛的人本主义心理学说和不丹国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的幸福指数观点对我们研究核心权利问题很有借鉴意义。马斯洛认为，人类的需要由低到高可以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等五个层次，人都潜藏着这五种不同的需要，但在不同的时期表现出来的各种需要的迫切程度是不同的。人们最迫切的需求才是激励人们行动的主要原因。在高层次的需要充分出现之前，低层次的需要必须得到适当的满足。吉格梅·辛格·旺楚克则于1972年提出，人生基本问题是如何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间保持平衡。由此他设计了由经济增长、环境保护、文化发展、政府善治四个方面指标组成的国民幸福指数（Gross National Happiness，简称GNH）。其计算方法为：国民幸福指数＝生产总值指数×a%＋社会健康指数×b％＋社会福利指数×c％＋社会文明指数×d％＋生态环境指数×e%，其中a、b、c、d、e分别表示生产总值指数、社会健康指数、社会福利指数、社会文明指数和生态环境指数所占的权数，具体权重的大小取决于各政府所要实现的社会发展目标。英国、日本在此基础上创立了不同形式的幸福指数，英国考虑了社会、环境成本和自然资本，日本则更强调了文化方面的因素。马斯洛人本主义心理学说和不丹旺楚克国王的幸福指数观点启示我们，人们对权利的追求是一个由低到高的过程，即由追求经济权利到追求政治权利，再到追求精神文化权利的过程。人们都不会仅仅停留于某一层面权利的享有上，也很难越过低层次权利而去追求、享用高层次权利。
（二）核心权利的具体内容
综合以上三百多年来基本权利体系演进的历史经验教训、世界上多数国家（发展中国家）公民基本权利的迫切需求、法学之外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三个方面的论述，笔者认为应该把公民基本权利体系中的核心权利确定为以下四项。
1．发展权
发展权是一项集体人权，它是发展中国家提出的。1968年国际人权会议通过的《德黑兰宣言》指出，殖民主义所带来的侵略和武装冲突造成了大规模否定人权的灾难，而经济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日益悬殊，更是直接妨碍了国际社会人权的实现。《宣言》呼吁国际社会尽最大努力解决这些问题。1977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通过的关于人权新概念的决议案指出，人权不仅是个人的权利和基本自由，而且包括民族和人民的权利和基本自由。1979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通过的有关人权的决议进一步强调了国家主权、民族自决权、发展权等权利的重要性。1986年，第41届联大通过的《发展权利宣言》将发展权确认为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宣言》指出，人的发展权意味着充分实现民族自决权及各国人民对所有自然资源和财富行使不可剥夺的完全主权。各国政府对创造有利于实现发展权的国家和国际条件负有主要责任，它们应该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实现发展权利并确保在获取基本资源、教育、粮食、就业、住房、收人等方面机会均等。《宣言》还强调发达国家有促进发展中国家发展的义务，国际社会应努力合作，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这份宣言把发展权作为一项重要人权予以肯定，这是继民族自决权确立之后对西方个人人权概念的又一次重大突破，它反映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对人权构成、人权保护的新的理念，为国际人权运动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和内容。
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的实现与否，关系到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人权能否得到保障。世界上有220多个国家和地区，除去20个发达国家，其余200多个都是不发达（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占世界总人口的78%，其中1/3的人口处在贫困之中。传统的工业化道路的确实现了发展中世界一定程度的经济增长，出现了诸如“亚洲四小龙”以及中国经济腾飞的经济增长奇迹，但是，就发展中国家整体而言，相对于发达国家信息化时代更快速的增长与发展水平，二者之间的差距却越来越大。信息技术、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化带来了新的经济增长方式和新的经济发展观，发达国家率先走上了新的发展道路，从而进一步扩大了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南北差距。[2]发展中国家的贫穷与落后主要是发达国家长期的殖民统治造成的。如果发展中国家的民族自决权和经济主权不能实现，世界大多数人的人权就无法得到保障。经济全球化则增大了各国经济运行的风险，尤其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和经济安全面临新的挑战。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我们更应该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的实现。
2．生存权
生存权是一项个人人权。关于其含义，笔者赞成如下说法：生存权意指相当生活水准权(the right to an adequate standard of living)，即《世界人权宣言》第25条第1款所言的“人人有权享有为继承他人和家属的健康和福利所需要的生活水准，包括食物、衣着、住房、医疗和必要的社会服务”，以及《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1条第1款规定的“人人有权为他自己和家庭获得相当的生活水准，包括足够的食物、衣着和住房，并能不断改进生活条件”。
生存权是一切权利的物质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我们首先应该确立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3]“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4]鲁迅在杂文《忽然想到》里写道：“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前途者，……全都踏倒。”《德黑兰宣言》明确指出：“若不同时享有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则公民政治权利绝无实现之日。”马斯洛也认为，生理上的需要是人们最原始、最基本的要求，如吃饭、穿衣、住宅、医疗等，若不满足，则有生命危险，它是最强烈的、不可避免的最低层次需要，也是推动人们生产生活的强大动力。不丹旺楚克国王的幸福指数也将经济增长、人的物质生活需求列于首要因素。发展权是集体人权，生存权是个体人权。发展权是生存权保障的前提，生存权是发展权保障的归宿。关于每个人自由发展与所有人的自由发展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有过多次的阐述。《共产党宣言》提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5]《资本论》第1卷认为未来社会是一个“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6]马克思在一封信中说：“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力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7]恩格斯在《共产主义信条草案》中说，“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才能和力量，并且不会因此危及这个社会的基本条件”，[8]他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指出，当每一个人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发展和运用之后，“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只是从这时起，“人在一定意义上才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人们才完全自觉地创造自己的历史”。[9]从20世纪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教训也可看出，过分强调集体主义，容易伤及个人的正当权益。
3．平等权
从一般意义上说，平等权是指形式上的平等，其实质是禁止差别歧视。如同自由与权利属于同质的东西一样，平等与权利亦属于同质的东西，即：一切权利都是平等的。这是因为任何权利主体的资格—人格是平等的，如果说原来被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财产权，如今已受到公共利益等方面的限制，但所有公民的人格权平等却是近代以来延续不变的根本原则。没有人格尊严，公民就不可能在社会中享有人的地位的起码权利。人格平等是平等权的精髓，是贯穿一切权利的一根红线，应将其列为基本权利体系的核心权利。
4．自由权
笔者认为，自由权是目的性、终极性权利。它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自由权，是指宪法所规定的政治自由（包括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集会和游行示威自由），人身自由和信仰自由，进行科研、文艺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婚姻自由，等等。广义的自由权，是指法不禁止皆自由，未被法律明确禁止的事项，皆为公民可以做的权利。权利的实质就是选择自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自由与权利属于同质的东西，一切权利都是自由权。因此，自由权是贯穿一切权利的一根红线，应列为基本权利体系中的核心权利。
笔者之所以把发展权、生存权、平等权和自由权列为公民权利体系中的核心权利，主要基于以下三个理由。第一，这四项权利是整个公民基本权利体系的基础。离开这四项权利，其他任何一项基本权利都无法实现。第二，具有时代意义。如前所述，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和平问题随着冷战格局的结束，总体趋好，而发展问题并没有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深趋向解决。贫富差距拉大、穷国与富国的鸿沟加深已成为当代世界制约发展的主要因素。因此，关注多数发展中国家、世界人口中多数人的人权实现，是人权面临的主题。把发展权、生存权列为核心权利，具有时代特征。即便是发达国家内部也存在少数人富裕、多数人贫穷或贫富分化严重的情况。第三，吸收了17世纪以来人权保障的经验。20世纪中叶以前，体现个人本位的财产权、生命权、自由权、平等权被列为宪政国家支撑公民基本权利的四大支柱，总结的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经验教训，而笔者提出的体现社会本位的发展权、生存权、自由权、平等权则总结的是资本主义制度居于世界主导地位之后人权发展的经验教训，两者之间既有发展，也有继承。自由权和平等权被实践证明是颠扑不破的现代人权的根本原则，这是继承；发展权、生存权吸纳并发展了过去财产权、生命权的理念，因为前者强调了有财产者的权利应得到保障，无财产者也应给予一定的物质保障，个体的生命权只有在国家主体权得到实现的前提下才能得到保障（亦即邓小平同志讲的国格与人格的关系，没有独立的国格，多数人的人格独立很难实现）。
三、宪法核心权利的经济支撑
研究权利问题不能停留在道德意义上，有救济才有权利，权利救济即权利实现才是研究权利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权利的实现涉及多种因素，但最根本的还是物质基础。因此，我们有必要考察一下发展权、生存权、平等权、自由权等与经济基础的关系。
（一）发展权的经济支撑
虽然《发展权利宣言》并未把发展权仅仅界定于经济层面，而包括了“参与、促进并享有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发展，在这种发展中，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都能获得充分实现”，但只要联系“发展中国家”和“发展”的定义，就可看出经济因素是发展权的首要和基础性因素。
“发展中国家”一词大约出现在1964年联合国第一届贸易与发展会议前后，作为一个约定俗成的概念，通常是根据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人均国民总收入（GNI）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区别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主要标准，依据世界银行的划分方法，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都属于发展中国家的范畴。《麦克格罗-希尔简明现代经济学辞典》则将发展中国家定义为：“它的人民正在开始利用可获得的资源，以实现产品和劳务人均生产的持续增长。一般地说，发展中国家是一个能够较大程度地提高实际收入水平，而且正在做到这一点的国家。”[10]其着眼点也是经济因素。虽然“经济增长”不等于“经济发展”，但人们对“经济增长是手段，经济发展是目的；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基础，经济发展是经济增长的结果”[11]却大体是认同的。
（二）生存权的经济支撑
作为一种个体人权，生存权集生命权和社会保障权于一体，其有赖物质基础的有力支撑是不言而喻的。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中有这样一段经典对白：“公爵：让你们瞧瞧我们基督徒的精神，你虽然没有向我们开口，我自动饶恕了你的死罪。你的财产一半划归安东尼奥，还有一半没入公库。要是你能诚信悔过，也许可以减去一笔较轻的罚款。……夏洛克：不，把我的生命连同财产一起拿去了吧，我不要你们的宽恕。你们拿走了支撑房子的柱子，就是拆了我的房子；你们夺去我养家活命的根本，就是活活要了我的命。”[12]夏洛克的话揭示了财产对生存的意义。没有财产，人就不能维持生命，没有财产权的生存只能处于一种受奴役的状态。
（三）平等权的经济支撑
毫无疑问，经济平等权是平等权的基础。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区域差别、贫富差别等是妨碍平等权实现的主要因素，但消除这些因素最终还要靠经济的发展。
除城乡差别的一个目标是通过劳动力持续再配置消除劳动力过剩。这需要工业和农业部门共同进行投资和革新，才能实现平衡增长。这个过程是长期的、动态的。在欠发达国家转型增长的努力中，该过程可能经过几十年才结束。[13]
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的消除则有赖于工业内部结构和服务业内部结构的演进。工业化愈是发展，脑力劳动者就愈增加，体力劳动者则愈减少。完成工业化后，服务业必定在产业结构上升为主导地位。
消除地区间贫富差距需要采取财政转移支付、均等化公共服务、税收减免等一系列措施，但最根本的还是依赖梯度转移、培育增长极等经济行为，以缩小区域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区域经济发展梯度转移理论认为，区域经济的发展取决于其产业结构的状况，而产业结构的状况又取决于地区经济部门，特别是其主导产业在工业生命周期中所处的阶段。如果其主导产业部门由处于创新阶段的专业部门所构成，则说明该区域具有发展潜力，因此将该区域列入高梯度地区。随着时间的推移及生命周期阶段的变化，生产活动逐渐由高梯度地区向低梯度地区转移，而这种梯度转移过程主要是通过多层次的城市系统扩展开来的。梯度转移理论主张发达地区应首先加快发展，然后通过产业和要素向较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转移，以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14]
消除社会贫富差别需要征收所得税、遗产税，采取社会救助、社会保障等一系列举措，但最根本的还是要依赖经济发展，做大“蛋糕”。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长期致力于揭示现代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平等的关系。1955年，他在美国经济协会的讲演中提出了著名的收入分配差别“倒U假说”：即在经济增长的初期，收入分配将会出现恶化的趋势，而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才会逐步得到改善。根据刘易斯的两部门模型，发展初期的经济增长会集中于现代化的工业部门。由于在经济起步阶段先进的工业部门已获得高额收入，从而导致现代部门与传统部门之间的收入差距在最终趋于弥合之前先要经历一个迅速扩大的过程。[15]
（四）自由权的经济支撑
财富是自由的基础。它一方面为人的生存和发展提供物质保障，另一方面又给人提供受教育的机会，让人们拥有认识世界从而进行自主选择的能力。人们的行动自由和思想自由都离不开财富的一定支撑。财富的增长和自由的增长是一种正比例关系。
因此，近代以来的思想家们大都关注财产权与自由权的关系。密尔指出，在生活资料有了保障之后，人类的下一个强烈愿望就是个人自由。Richard Pipes在《财产权与自由》一书中提出，没有自由，某种形式的财产权是可能的，而没有财产权，自由却是不可想象的。卢梭不但认为财产、自由和生命是人类生存的三个基本要素，而且他还认为，财产权的确是所有公民权中最神圣的权利，它在某些方面，甚至比自由还重要。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则认为，财产权不仅是经济自由之源，它们也是政治自由之根。布坎南也认为，私人或独立的财产权是自由的守护者，无论政治的或集体的决策是怎么做出的。当然，其直接含义是，必须设定有效的宪法制约，这种制约应有效地抑制政治对法律界定的财产权利和涉及财产转移的自愿的契约安排的公开侵扰。如果个人自由要得到保护，那么，这些宪法限制就必然优先于且独立于任何的民主治理。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即认为，确认财产权是划定一个保护我们免受压迫的私人领域的第一步，私有财产是自由的基本要素，是不可剥夺的天赋的自然权利，对私有财产权的承认是阻止或者防止国家政府强制与专断的基本条件。如果不存在这样一种确获保障的私人领域，那么强制与专断就不仅会存在，而且还会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换句话讲，如果财产权与物质财富处于某个机构或某个个人排他性的控制之下，个人自由将不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