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问责与监督的思考/钟伟苗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23 01:46:09   浏览:9968   来源:法律资料网
下载地址: 点击此处下载
关于监督与问责的思考

钟伟苗


  从近几年不断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后掀起了对官员问责之风,引起了一片叫好声。但后来人们发现官员问责也存在“躲猫猫”现象,如:临汾市洪洞县原副县长王振俊,因“黑砖窑事件”被撤职,可过了不久就复出并长期担任该县县长助理一职;贵州瓮安原县委书记王勤,因“6•28瓮安事件” 被撤职,也是过了不久,就被悄悄调任黔南州财政局副局长一职;因派警察进京拘传记者而被撤职的辽宁省铁岭市西丰原县委书记张志国,也在处理后不久,出任沈(阳)铁(岭)城际轨道(轻轨)交通工程办公室副总指挥;安徽阜阳因劣质奶粉引发的“大头娃娃事件”中,被问责的众官员早就纷纷复出;因黑砖窑事件被撤职的原临汾市尧都区副区长段春霞,又重新当上了尧都区区长助理……类似这样的问责“躲猫猫”事件肯定远不止上述几例。法制日报曾发表一片文章《官员问责制不应成为一场秀》。
  与此不同的是,有的地方对开会打瞌睡的干部竟也当场宣布免职。
  以上说明我们不是没有问责,而是问责行为本身的不规范,情绪化问责的问题较突出。全国政协委员李汉宇指出:问责要法制化、制度化,不能情绪化。但现实是媒体一曝光、民意一沸腾,问责就来劲,否则就不管不问;上级一重视领导一批示,问责就严肃。这种看来头,看领导眼色行事的就是情绪化表现。而且被问责后的官员复出也很随意。同时我们对问责落实情况的监督还严重缺位。
  2009年6月3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希望力克情绪化问责和带病复出,预示着问责制驶入法制化轨道:由权力问责到制度问责;由事故问责到行为问责;由运动式问责到经常性问责。
  但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如果监督体系不完备,不管是什么样的好制度,也可能难以取得好的效果。
朱元璋是明朝的开国皇帝,讨过饭,当过和尚,在社会底层饱受凌辱和苦难,深知官员腐败对民众造成的伤害。为此,他坐上皇位后就竭力遏制腐败,制订了非常严厉的惩治腐败法律,但发现腐败者仍是前“腐”后继。经过多年的摸索,朱元璋总结出了“新官堕落定律”:没想到刚刚提拔任用的时候,这些人既忠诚又坚持原则,可是让他当官当久了,全都又奸又贪。我们有理由相信,无论是前段时间广东省省部级高官腐败窜案,还是最近披露的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特大受贿案均表明,这些腐败高官当初的豪言壮语不一定是作秀;上任之初可能亦是雄心万丈,想要干一翻事业,留下青白在人间的。可为什么还是跌倒在严重腐败的前车之鉴上?这正是“新官堕落定律”在作祟。朱元璋也讲立法和执法,但还是在腐败面前吃了败仗,原因是没有形成一个从源头上遏制腐败的科学的监督体系,于是造成了发生腐败的可能性极大而有了腐败受到惩处的可能性极小的局面,以至于让官员们敢于铤而走险,冒死步入腐败行列。
  我们目前的监督体系也不能说已经完备,以上案例就是证明。监督工作确实还存在上级监督太远、下级监督太难、同级监督太软、违纪监督太迟的状况。主要表现为:
  一是权力与责任不匹配的现象还大量存在。不少官员享有很大的个人权力,却很少承担相应的责任。如北京海淀区原区长周良洛曾说:“像我这样的行政官员,权力这么大,自由度这么大,没有高度的觉悟,不是不折不扣地按党说的做,给自己留块自留地也很容易,这样就种下了祸根。”正是由于他努力地耕耘自己的 “自留地”,在8年的时间里,就受收贿赂1670万余元,而且这些贿款近90%与土地审批和房产项目有关。又如,黑龙江省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卖官案,据说是新中国迄今为止最大的卖官案。马德利用担任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副市长、绥化地区行署专员、绥化地区地委书记、绥化市市委书记的职务便利,在负责包扶企业、提拔使用干部等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索取17人贿赂,合计人民币603万余元。按理说,无论是土地审批、出让还是干部提拔使用都是有法律法规规章明文规定的,但为什么在贪权贪财的一把手面前会形同虚设呢?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监督体系不健全、监督不到位,官员权力与责任严重不匹配。
  西方对中国的一个经典攻击是: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其实这个判断只涉及到权力与利益这一个方面的关系,没有涉及到权力与责任这另一个方面的关系。若对应地套过来说,就是:权力规定责任,绝对权力规定绝对责任。关键是责、权、利三者的匹配。
  二是权力与利益难脱钩。在土地征用和房屋拆迁中与民争利现象还比较突出。在行使行政决策、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许可等行政权力过程中谋取私利的现象仍时有发生。
  三是科学的监督体系远未建立。我们有名目繁多的监督形式:有党内监督、人民代表大会监督、政府专门机关监督、司法监督、人民政协监督和社会监督等,但效果并不理想。正象有人在评论人大开展个案监督工作时有这样的担心:“目前人大在并没有把现有监督方式激活、用足的情况下,又去创造新的监督方式,这就好比一个管道被堵塞,我们不去疏通它,而是又去铺设一个,再堵塞,就再铺设。如果我们采用这样一种思路处理问题,就等于永无解药。”其实这种担心并非多余。实践证明,我们明目繁多的监督形式在效果上还不如近年兴起的网络监督好。如南京抽天价烟的周久耕、广东猥亵门中的林嘉祥、云南的“躲猫猫”事件、温州官员超低价购买多余安置房事件及最近杭州的胡斌交通肇事案都体现了网络监督公开化程度高、监督力度大、效果好的特点。网络监督之所以有效是因为我们传统的媒体经常对关乎老百姓切身利益的又敏感的问题失语。郑州市规划局原副局长逯军质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的一句“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虽然大错特错,但很值得我们反思。 党报党刊(包括电视、电台)是党的喉舌,但如果宣传报道的基本格调老是只围着领导转,报喜不报忧,那么替老百姓说话与替代表党的领导的意思说话当然是会不一样的了。说明我们的传统媒体确实存在监督职责履行不到位的问题。
由于传统媒体的监督职责履行缺位,其他监督渠道又不很顺畅的情况下,对官员的腐败惩治也好,对官员的问责也罢,很多老百姓对于效果还是持怀疑态度的。可能由于我们长期以来在思维定位方面过于迷信杀一儆百的作用,是到了值得反思的时候了。其实在100个贪官中如果只有一人被捉,就算杀了头,对于其他官员的威慑力还是很小的。如果在100个贪官中有99人被捉,即使每人只判几年,那刑罚的威慑力还是很巨大的。因此,对官员的腐败惩处还是问责,其威慑力主要不是在于惩处或问责本身的严厉性,而是在于其普适性。
  网络监督是民间自发形成的监督形式,在当前具有很大的优势,对官员的行为举止、责任追求等具有很大的监督作用。但其实它也是一把双刃剑,关键问题是其真实性很难核实。因此,网络媒体的监督可能具有先天的缺陷。目前的传统媒体绝大部门是官方媒体,宣传报道实行严格的官方审查制度,虽是十分必要的,但如果审查的结果是报喜不报忧或监督往往是上对下的监督,那么传统媒体在监督上还是难有大的作为的。如果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紧密合作,那其监督作用可能是不允低估的。
  不管采用什么样的监督方式,只要形成全面的、互相的监督工作格局,遵循公开、透明、公正、客观的监督工作指导原则,那么就一定会有好的监督效果。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监督者本身也需要接受监督。问责制的理论基础正在于对权力的不信任。若领导干部人人都是道德完人,那么权力乱作为或权力不作为也就不会发生了。既然权力被滥用是现实的存在,因此,要真正实现“有责必究”,需引入司法权和公民权来监督制度的执行,“以公民权利制约公共权力”。
  因此,科学监督体系的建设至关重要。只有上下左右互为依存、互相制约的环形监督体系才算得上是科学的监督体系。只有在科学监督体系背景下的官员问责制才会让党满意、让人民满意。
  一个好的制度可能让坏人变好,反之,一个不好的制度可能让好人变坏。如果我们不从源头上健全预防腐败制度体系,不建立健全科学的监督体系,那么“前腐后继”式的腐败窝窜案还会不断地发生。因此,我们在认真学习贯彻上述《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的同时,要更加重视科学监督体系的建设。

下载地址: 点击此处下载

吉林省鼓励支持科技单位、科技人员承包、承租、领办和创办企业暂行办法

吉林省人民政府


吉林省鼓励支持科技单位、科技人员承包、承租、领办和创办企业暂行办法
吉林省人民政府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科技体制改革的若干规定》的精神,为了鼓励和吸引科技人员流向中小企业,推动企业技术进步,振兴我省经济,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各科研单位、设计单位、大专院校及所属单位(以下简称科技单位),在保证完成正常工作和国家计划任务的前提下,要有组织地派出科技人员去承包、承租国营中小企业,承包或领办集体企业和乡镇企业,亦可到这类企业及技术开发、技术服务和技术贸易机构任职。
第三条 各地区、各部门要鼓励和支持科研单位、设计单位、大专院校、大型企业单位的部分科技人员和科技管理人员(以下简称科技人员)以调离、辞职或停薪留职等方式,政府机构的科技人员以调离或辞职的方式,按照合理流向到省内城镇和农村去承包、承租国营中小企业,承包
或领办集体企业和乡镇企业,创办各类中小型合资企业、股份公司,兴办经营各种所有制形式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贸易机构以及从事其他技术工作。

第二章 审批手续
第四条 科技人员要求调离、辞职或停薪留职去承包、承租、领办、创办企业或从事其他技术工作时,必须事先向所在单位提出申请,所在单位应在一个月内予以答复。
第五条 担任领导工作的科技人员要求调离、辞职或停薪留职去承包、承租、领办或创办企业时,须按干部管理权限,报请有关部门批准。
第六条 以下科技人员不允许以调离、辞职、停薪留职等方式去从事承包、承租、领办和创办企业的工作:
(一)尚未完成所承担的国家、省、市政府部门下达的计划项目的科技人员;
(二)单位提供费用专门培训一定年限,回原单位工作时间未满合同(或协议)规定期限的科技人员;
(三)因犯有政治、经济错误正被审查尚未结论的科技人员。
第七条 在职科技人员因承包、承租、领办和创办企业而提出调离、辞职或停薪留职的申请,其所在单位应予支持和协助,无正当理由不得加以阻挡。对因此而发生的争议,应由各级科技干部管理部门会同主管部门仲裁。
第八条 科技人员调离、辞职、停薪留职后的去向,如与原批准去向不一致并且不符合合理流向时,当地科技干部管理部门有权责令其返回原单位。

第三章 生活福利与人事管理
第九条 科技人员一经批准调离、辞职、停薪留职,应即办理工作交接和其他有关手续。对调离:辞职的科技人员,原单位要将其人事档案、组织关系和其他关系及时转介给接收单位,没有接收单位的可转介给本人居住地的科技干部管理部门。
第十条 辞职的科技人员可保留城市户口,允许其使用原有住房,用人单位要积极创造条件,逐步解决所聘科技人员的住房。对其子女上学、就业等问题,由原单位主管部门会同同级劳动人事部门按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解决。科技人员辞职到新单位工作,工龄应连接计算。
第十一条 停薪留职的科技人员具有与其他在职人员相同的资格参加原单位的职务评定、工资调整和住房分配。对这部分人员技术职务的评定,如原单位专业技术指标不足时,可由同级科技干部管理部门增拨。
第十二条 科技人员停薪留职期限一般不超过三年。停薪留职期间,科技人员每月须向原单位回交一定数额的个人收入,但最多不超过本人原基本工资额;从省内其他地区到延边、白城、浑江地区工作的科技人员,其回交收入最多不超过原基本工资额的50%。停薪留职期满后,根据
本人自愿,可以回原单位或辞职。对于在停薪留职期间达到离退休年龄的科技人员,其原单位应准予办理离、退休手续,并给予国家规定的离退休人员的待遇。
第十三条 停薪留职科技人员的医药费(含工伤医药费)由其本人承包、承租、领办或创办的企业负责,如因病死亡,一切善后事宜由原单位负责;因公死亡者,除抚恤费由原单位负责外,其余善后事宜由其承包、承租、领办或创办的企业负责。
第十四条 离退休科技人员可以自主到省内城镇和农村承包、承租、领办和创办企业,其收入在依法缴纳个人收入调节税后,全部归己。其离退休工资和其他待遇不变。
第十五条 调离、辞职、停薪留职及离退休科技人员不得擅自带走原单位的技术资料和图纸,不得私自使用、转让、泄露属原单位所有的专利技术和科技成果。对于违反上述规定者,原单位有权要求其停止侵权行为和赔偿损失。
第十六条 各级政府科技干部管理部门对所辖区域承包、承租、领办和创办企业的科技人员要单独建立档案,加强管理。对停薪留职的科技人员,所到单位或当地科技干部管理部门要如实向该科技人员的原单位反映其思想作风、工作表现和经营成绩,其原单位要以此作为该科技人员晋
升工资、评聘专业技术职务等方面的依据;对调离、辞职的科技人员的技术职务评审,要以其经营企业的成绩作为主要条件,并按评审权限,报请有关部门审批。
第十七条 各级主管部门对于承包、承租、领办或创办企业的科技人员,要在出国进修、学术交流、考察等方面给予支持和提供方便,对做出贡献者要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十八条 集体企业、乡镇企业可参照国家关于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的有关规定,研究制定本企业内部的专业技术职务评审标准和条件。在不突破工资总额的情况下,这类企业可自主评聘本企业内部各类各级专业技术职务的科技人员,并给予相应的待遇。企业自行评聘的专业技术职务
,在本企业内部有效。

第四章 职责与权限
第十九条 国营中小企业、集体企业和乡镇企业的主管部门要做好服务工作,对需要承包、承租的所属企业应在社会上公开招标,通过方案答辩,群众考评,择优确定承包、承租人。承包、承租人是当然的厂长(经理),为承包、承租企业的法人代表。科技单位中标承包、承租企业,
由中标单位选派厂长或经理。
第二十条 承包、承租人要与招标企业的主管部门签订承包(承租)合同。合同必须明确规定承包(承租)双方的权利与义务、承包(承租)期限、经营目标、验收项目(包括设备完好率等)和方式、利益分配、债权债务处理以及合同的变更、中止、解除等其他有关事项。
承包(承租)合同如随意变更、中止、解除,造成的经济损失由违约方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十一条 科研单位、设计单位、大专院校的所属单位承租企业,需要所隶属的具有独立财产的单位担保;科技人员承租企业,需以一定数量的个人财产和两名具有正当职业及一定财产的保人或具有独立财产的企事业单位担保。承租人与保人之间的利益分配,由双方协商议定,并在
书面合同或协议中予以明确。
承租企业没有完成承租合同规定的利润指标,需要承租人或承租单位按合同规定补偿时,首先以承租人或承租单位的财产抵补,抵补不足时,以保人或担保单位的财产抵补。
第二十二条 承包、承租人对承包、承租企业的生产经营和行政管理全面负责。承包、承租人有权组织行政领导班子和任命职能部门的负责人;除转借或拍卖之外,有权自主使用、支配企业财产和设备;有权决定企业的内设机构、人员配备;有权在保证完成国家计划前提下,按照工商
行政管理部门的规定选择生产经营的项目和方式;有权根据国家规定和企业职代会审议通过的各项制度,决定职工的工资分配形式和奖惩办法;有权拒绝各种不合理摊派和不应由企业承担的义务;有权根据生产需要,按照劳动部门下达的增人指标招收劳动合同制工人或自主招收临时工。企
业的主管部门不得干预承包、承租者的经营自主权。
第二十三条 承包、承租人必须严格执行各项法规和有关政策,接受政府有关部门、企业党组织和职工代表大会的监督;必须坚持文明生产,讲求社会效益,保证国家生产计划和税收的完成;必须在努力提高经济效益的同时,逐步提高职工收入和改善职工福利;必须对企业的生产设备
进行合理保养和必要更新,对全部资产实行保险。
第二十四条 科技人员创办合资、股份企业,兴办各种所有制形式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贸易机构,要按照国家和省有关部门规定的开办条件,向有关主管部门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批准,领取营业执照,建立健全帐簿财会手续。
科技人员不带户口到外地兴办企业与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贸易机构,可凭其兴办的企业(机构)所在地的科技干部管理部门出具的证明,到公安部门办理临时户口,并以临时户口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开业和领取营业执照,有关部门应给予支持。

第五章 工资收入和资金筹集
第二十五条 科技单位、科技人员承包、承租、领办企业,其收入要与实现利润挂钩,可以实行确定利润基数,超利润基数部分按合同规定比例分成的办法提取收入。
第二十六条 科技人员承包、承租国营企业,其收入可为本企业职工平均工资的三至五倍,承包或领办集体企业、乡镇企业,其收入可由双方商定。科技人员的这部分收入为个人劳动所得,受国家法律保护,在依法缴纳个人收入调节税后,由企业主管部门出具证明,企业的开户银行应
允许其将收入汇走或提取现金。
第二十七条 科技单位、科技人员可以把自己的科技成果和发明当“干股”向承包、承租、领办的企业投资,作为一定比例的股份,并领取股份分红。其股份比例由成果所有者与企业主管部门在合同(或协议)中予以明确。
第二十八条 在承包、承租、领办期内,承包、承租、领办者用自己的资金投资新增的固定资产归投资者所有,按银行贷款利息计利,承包、承租或领办期满后,投资者可一次或分期收回投资。
第二十九条 科技单位、科技人员承包、承租、领办或创办企业,其所需资金应努力自筹,可以采取多种方式进行集资,可以在企业内部实行职工个人投资入股,也可以吸收其他企事业单位的投资或与其他单位和个人共同投资、合股经营,有条件的单位也可以试行带股招工的办法。
第三十条 科技单位、科技人员承包、承租、领办或创办企业,开始如资金不足,可以向银行申请贷款;自有资金不足30%者,可以向银行申请特种贷款,银行可根据借贷人或保人的信誉情况和还款能力,按照信贷原则和办法酌情发放贷款。
第三十一条 符合条件的承租单位,经职工代表大会讨论通过,报请同级人民银行批准,可以向企业内部职工和社会发行股票、债券。按规定支付的债券股票利息,以银行存款利息计算部分,可以摊入成本。
第三十二条 承租、承包、领办和创办企业者可以向省、市科委提出“星火计划”项目,经评议论证后,择优选定,列入计划。省、市、县公开招标的“星火计划”项目,在同等条件下,应优先安排由科技单位、科技人员承包、承租、领办和创办的企业承担。承担这类“星火计划”项
目,如企业资金确有困难,项目投资中由企业自筹匹配部分可适当减少。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三条 省内过去下发的有关文件有与本办法相抵触的,按本办法执行。
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987年9月25日
法官眼中的律师

王思鲁 汪广翠


   【金玉良言】法官或羡慕,或嫉妒,或憎恨,或鄙视,或误解,抑或是敬畏律师,都不是健康的情绪。其实,法官与律师都是独立人格者,是平等的,只是分工不同,社会角色相异而已。他们本应在同一法律体制的蓝天下,建立良性的关系。

法官与律师同属法律职业,同循法律思维,同操法律语言,同在法庭活动,本应是同为法律人的本家,但现实中,中国律师与法官的关系却常常是相互排斥、相互敌视。在天津曾发生“法官打律师”事件,闹得沸沸扬扬,使法官与律师的关系引起了各方的空前关注。作为律师,本人试图通过切身的所见所想所感,抛砖引玉,以期引来大家的进一步思考。
和律师打交道频率最高的便是法官,在现实中国中,法官们眼中的律师究竟是怎样的?

1、羡慕律师

在很多法官眼中,大律师潇洒、自由,在庭上言语一通,就可收受大把钱,身穿名牌西服,臀坐名牌轿车,而法官身在机关,体面是有点,权也有点,但只限庭上,庭下权就少了,甚至没了。上有庭长、院长等领导无数,他们有时管不住案子,譬如一些大案要案,但管得住人。若法官对领导意见不予理睬,在案件上“一意孤行”了,那么下次的提职或调动将面临困境。至于工资、福利,尽管近年来已有所提高,甚至一些发达地区已很优厚,但与大律师相比,根本算不了什么?对于大律师,他们是羡慕得很。近年来法官下海当律师的情况可谓不少,而反过来,由大律师去当法官的却寥寥无几。

2、嫉妒律师

在所有的吃“法律饭”的职业中,律师是唯一没有司法权力的来自民间的法律工作者。律师因其“名不正,言不顺”,而无法立足于国家政治生活之地,甚至连摆设的空隙也无从谈起。律师或者依赖自己对法律的理解和对法治锲而不舍的追求去影响司法人员的思维,或者利用自己较高的公关交际能力,通过金钱、关系开路,左右法官手中的权柄。但是对案件的终局裁定权还在法官手中,也就是说,如何判?怎么办?还是法官说了算,由不得律师。法官是拥有司法职权的国家机关承办案件的工作人员,他们拥有权力。所以,不少法官自以为是,高高在上,不尊重律师,嫉妒律师自由、有钱,认为律师没权力,靠的是法官审理案件,如大言不惭,“我说了算,律师有×用!”,更有甚者拿审判权当利益砝码,极度动摇了法官在人们心目中的神圣地位。

3、憎恨律师

应该承认,现实中不乏一些律师打着法官的旗号在外骗钱,见利忘义,在庭上哗众取宠、胡搅蛮缠、耍小聪明,十分惹法官的讨厌甚至憎恨,以致他们时时不愿听律师的“强词夺理”,即便是有理的辩护意见,也反感而不采纳。如一些小偷小摸的案件,如果当事人请来专业律师,在律师据理力争时,法官会主观认为,该律师如此偏向一方,如此卖力地为他辩护,肯定私下收了很多好处,而自己却劳而无获,自然心里会不痛快、郁闷,在法律规定可判6个月,也可判1年的情况下,他们往往会倾斜肩上的天平,选择1年,以给当事人和律师点颜色看看。这就是俗话说的“找了好律师,反而害了当事人”。
“法官恨律师”还存在另外一种情况,很多法官嫉恨律师自由、有钱,收下大把钱,在庭上“乱说”一通,而留下一大堆活,由法官处理,“同工不同酬”,实在不公平。心态严重失衡的法官就很容易生出想法:利用自己手中操纵生杀予夺之权,为自己牟取私利,应验了“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说法。他们会抓住一切“两可”的案件,甚至一些“铁板上钉钉子”的铁案,都会利用司法权牟利,搞权钱交易,公然地主动出击,向律师索取好处费。“乌龙判”,“打横判”,根本不足为奇。甚至在我们办理的案件中,我们深刻体会到,在权与法、民与官、中央与地方的抗衡中,出现了钱大于权,权大于民的奇特景观。

4、鄙视律师

就社会整体而言,律师职业绝对属于“热门”,而如果把它与公检法等“强势”职业对比,深受传统文化“官本位”思想的影响,则又显出它的角色尴尬。有的法官“官本位”意识严重,认为法官是官,律师是民,民服从官天经地义;有的法官认为律师办案是无事生非、把水搅浑;有的当事人来所里找律师,开头第一句便是问,“你认识法官吗?”;甚至有的律师在法官面前自觉矮人一等,丧失了职业独立性,甚至人格的独立性;法官是“老爷”,而律师“一介布衣”,为了生存,一些律师不得不行贿法官和检察官,“打官司”往往成了“打关系”……
凡此种种,都揭示了律师“游弋在国家的政治和司法体制之外”的生存现实。也许,这种尴尬的生存状态跟一个事实密切关联,即律师在中国是一个外来文化影响下的新兴职业。时下的律师行业尚不成熟,执业环境差,缺乏完善的行业规范,律师素质参差不齐,不正当竞争和恶性竞争泛滥。不少律师水平低劣,却自傲、自以为是,并且十分浮躁,为了利益不惜以身试法,常常铤而走险,进行诈骗等犯罪行为;有的律师无心于提高业务能力,开口“谈关系”,变成动辄“找熟人”的“掮客”,把黑说成白,把鹿说成马的“讼棍”。在良莠不齐的律师队伍中,真真假假、假假真真,雾里看花,令一些法官眼花缭乱,以致他们看不起律师,甚至对整个律师行业没有好感,形成职业防备,仇视,打击的“毒果”。

5、误解律师

从法官、检察官和律师三者的职业所担任的角色来看,律师最尴尬。人们普遍对律师或好辩者都有成见,认为他们是是非之人,口若悬河,喋喋不休,歪曲事实,与刁民、歹徒一副嘴脸。
“隔行如隔山”,一些法官容易一叶障目,对整个律师行业存在误解:或者认为律师是教唆词讼、见利忘义的小人;或者认为律师总是站在一方当事人立场上考虑问题,极度偏私的讼棍;或者认为律师打官司就是为了钱,私底下收了当事人的很多好处,水平低下却在庭上喋喋不休,肆意狡辩地蒙他,导致律师的正确辩护意见也常常被打上问号,不予认可。实际上,律师的收费咋看上去很高,但律师为此付出的时间、精力是巨大的、难以想象的。实际上,很多律师所收的费用除了扣除办公开支、差旅费、缴纳管理费和税金等费用后,已所剩无几,甚至是亏本的。

6、 敬畏律师

法官是承办案件的司法工作人员,拥有一定的权力。但他们身在“衙门”,需要遵守岗位纪律,履行职责,有约束他们的一套框框条条。他们工作上的事不是个人之事,不完全由自己决定。审判法官包括合议庭有时说了也被放空,而要服从于庭长或者院长等长官的“指示”,有时还要“欣然接受”上级法院、政府领导的“意见”。很有“夹着尾巴做人”的悲怆。
对于律师,法官既敬又畏。他们羡慕律师说话、穿着、做事可以随性而行,自由、有钱,穿名牌、坐名车;害怕水平高,社会关系好,有或无正义感的律师。因为,有正义感、高水平的“正面”律师,会对法官做出的见不得光的行径,毫不留情地拿起法律武器攻击他;而水平一般、无正义感的“负面”律师,则会利用自己的“关系网”,通过金钱开路,从而达到“监督”法官的目的。

总的来说,法官或羡慕,或嫉妒,或憎恨,或鄙视,或误解,抑或是敬畏律师,都不是健康的情绪。其实,法官与律师都是独立人格者,是平等的,只是分工不同,社会角色相异而已。他们本应在同一法律体制的蓝天下,建立良性的关系。但现实中却因中国的具体国情、文化环境、政治体制等等的影响而相互排斥、相互敌视,彼此的关系存在着诸多的不规范,直接危害到司法公正。众所周知,中国的法治社会尚未形成,法律职业更是处于失重状态。律师可谓“没爹没娘无依无靠的‘苦命儿’”,法官的职业独立性也遭受重重障碍,独立审判的体制尚未真正建立。凡此种种问题,都亟待各方的共同努力,或从制度上进行改革,给律师以准确的角色定位,给法官以职业独立性;或从思想上进行清洗,改变人们乃至法官的“官本位”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