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案是否构成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

作者：彭箭 何仕元 江西省吉水县人民法院


基本案情:
2000年8月12日, 邓六根、周小民、谢春明、谢爱众、邓脚苟五人从广东省从化市乘坐吴言华所有的赣D20308客车回吉水。途中，客车两次停靠在路边饭店吃饭，且两家饭店都有强行拉客吃饭的现象，其中邓脚苟还挨了店主的打。邓六根等五人则认为车主、司机与店主是合伙的，于是邓六根提议等到吉水下车时，向车主及司机索要医疗费和车费，其余四人一致同意。13日晚9时许，当该车行至吉水县双村镇连城村路段时，邓六根等五人闯进驾驶室，先叫司机停车；车停后，邓六根提出要车主吴言华交出2000元钱，吴不肯，于是邓六根从车上找出一根短钢管对吴言华及司机曾军辉、邓远如进行殴打，周小民用脚踢吴言华，谢春明、谢爱众则从车上找出两只空啤酒瓶，敲掉瓶底后对吴、邓、曾三人进行威胁。在此情况下，吴言华被迫交出600元钱给周小民，谢春明还从曾军辉身上抢走一只BP机。随后，邓六根等五人逃离现场。
分歧：
第一种意见认为：本案五被告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在运营中的交通工具上采用暴力、胁迫的方法，对司售、乘务人员实施抢劫，构成抢劫罪，且具有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的加重处罚情形，应适用刑法配置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的刑罚。
第二种意见认为：本案五被告构成一般抢劫罪，应适用刑法配置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的刑罚。
评析：
本案五被告构成抢劫罪没争议,争论的焦点是五被告是否构成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刑法第263条第（二）项规定的“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既包括在从事旅客运输的各种公共汽车，大、中型出租车，火车，船只，飞机等正在运营中的机动公共交通工具上对旅客、司售、乘务人员实施的抢劫，也包括对运行途中的机动公共交通工具加以拦截后，对公共交通工具上的人员实施的抢劫。
从以上解释可分析出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的公共交通工具需具有以下特性：
1：公共交通工具具有“公共性”。所谓公共性， 是针对公共交通工具的服务对象的范围而言的。认定公共交通工具，必须要看其是否服务于全社会不特定的人员。也就是说，这种交通工具对所有不特定的人员都有运输的义务，全社会不特定人员都有乘坐使用的权利。严厉打击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主要是考虑到侵害行为的实施会对社会不特定的大多数人构成人身威胁，其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都大于对某个特定人员和特定交通工具的抢劫，所以将其列为打击重点，在量刑上提高了一个档次。
2：公共交通工具必须具有“客运性”。所谓客运性，是针对公共交通工具的承运对象而言的。实践中，公共交通工具分门别类，有的公共交通工具是专门以运载旅客的，有的则是专门用以运载货物的。我们认为，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的交通工具必须是担负旅客承运任务，或以旅客运载为主的公共交通工具。这自然排除了专门运载货物的货车、货船、货运飞机等货运公共交通工具。因为这一类的公共交通工具是以运载货物为主，抢劫犯罪行为人的主观目的是占有承运的货物，加上货运公共交通工具受可乘坐的空间范围的限制，承运的人员也较少，对不特定的大多数的人身不构成威胁。即使这种抢劫也对驾驶员和个别押运人员人身构成了威胁，原则上也应按照一般的抢劫犯罪来实施处罚，而不能视为“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
3：公共交通工具必须具有“运营性”。所谓运营性，是针对侵害行为实施时公共交通工具的状态而言的。也就是说，认定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应该看该交通工具是否处在正在运营的状态。运营状态的公共交通工具处于高度危险状态，乘客处于其中，对犯罪行为的抵抗意志及抵抗条件都受到很大的限制。首先该交通工具空间狭小，处于与社会相对隔绝的状态，犯罪行为不易被社会发现；其次，该交通工具处于运营状态，乘客要躲避抢劫犯罪的条件受到限制。所以说在交通工具上的抢劫犯罪较一般场合的抢劫具有更大的社会危害性，这也是刑法将其列为打击重点，提高量刑的原因之一。当然，公共交通工具在营运途中的临时停车，或犯罪分子拦截运营中的交通工具后的被迫停车，此时的公共交通工具只是相对的静止状态，正在执行运营的任务并未结束，且交通工具仍处于封闭隔绝状态，所以，对行为人在这种情况下实施的抢劫，仍应认定为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
综上，判断是否构成在公共交通工具上的抢劫，首先，看该交通工具是否具有公共性，即该交通工具是否承载社会公众乘客；抢劫行为是否危及到不特定的公众乘客。其次，该交通工具是否处于运营状态，包括处于相对封闭隔绝的暂时停止状态。
具体到本案，五被告因怀疑客车车主及司机与饭店老板宰客有联系，从而起意要向车主及司机索要医疗费和车费；实际中，五被告也仅对车主及司机采取暴力、威胁行为进行抢劫，而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未对其他任何乘客进行抢劫，即五被告的抢劫对象有针对性，对交通工具上其他不特定的多数人的人身未构成威胁，这与解释规定的在运营中的机动公共交通工具上对旅客、司售、乘务人员实施抢劫不符。其次，本案五被告针对车主及司机进行抢劫，其性质与对货运公共交通工具上的货主与司机进行抢劫一样，而对货运交通工具上的货主与司机进行抢劫属一般的抢劫。再次，从刑法谦抑性的价值目标出发，本案宜定为一般抢劫罪。
综上，笔者赞同第二种意见。


应该怎样运用公物法理论联系实际问题？

刘建昆


　　前几天在袁裕来律师博客上看到一句话“我们的学者主要的工作仅仅是在介绍国外的理论，甚至对国外的理论也缺乏深入的理解。”确实，国内学者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是很弱的，长篇大论的理论往往与社会现实衔接不上，乃至上双方都有“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的感觉。

　　我国台湾地区学者，经常将公物法理论被运用于解释和解决图书馆，道路，渔港等公物实践中的问题。反观大陆地区，黄德林等著《自然遗产保护法研究》第十章，是目前我所见的，国内学者运用公物法理论来与论证具体问题的唯一著作。其中《公物法若干问题分析》的几个部分，对于国内外的公物法的理论，阐述的还算有条理，具有一些资料价值；尤其有意思的是，文中谈到“对公物的使用会妨碍公物原来设置的目的，或使用超出公物通常的使用程度，则需征得行政主权的许可。如在公共道路两旁摆摊做生意，必须经过相关行政机关的特别许可。”虽然具体的问题尚值得探讨，但是能把摊贩问题与公物利用联系起来，也算难能可贵了。

　　但是这些公物法的理论一与实践结合，作者就显得无话可说了。既然谈到自然遗产可以作为公物，书中的主题又是“保护”；那么公物管理权中的公物维护制度和职能应该有进一步深入的探讨；自然遗产的利用强度和制度等问题也有必要稍微深入一点。更为重要的是“公物警察权”当然是文章中不可逾越的一个问题。以国家警察性行政权力自然遗产加以保护，就意味者国家要动用一定的行政力量，对破坏自然遗产的各类行为进行打击。作者自然是认为我国的现有公物警察保护是不力的，然而对现有的有关法规疏于梳理；同时也没有提出什么高明的见解，甚至对于外国的国家机关的保护职权，也没有更详尽的介绍，这不能不说是十分遗憾的事情。

　　公物警察权是一种实体权力。就自然遗产而言，其种类也比较繁多，结构也很复杂，与其他公物一样往往呈现出聚合性公物的特点，因而一种破坏行为，往往会造成多个、多种公物的破坏；但在公物警察权分散立法、分别执法的情况下，时候破坏行为危害了那种公物或者公物的那一部分，不易识别，甚至于无法提供保护。因而对于相对集中的公物，有一个统筹的公物警察权立法和单一的公物警察权保护机构是有必要的。

　　就公物警察法规的条文而言，行政处罚的构成要件理论与刑事处罚的构成要件并无本质的区别，行政处罚条款大致也可以分成行为罚，结果罚，危险罚等种类。在公物种类单一，破坏行为明显的场合，公物警察权可以规定为行为罚；一些不太重要的公物，可以要求出现危害后果；对一些重要公物，则应当规定行为足以造成公物的危险后果既予以处罚。类似这样的问题，其实都可以深入的探讨。

　　可惜，这本书的作者越过了这些重要的内容，直接跳跃到得自然遗产公物的刑法保护去了，尤其让我不得不“佩服”的是，作者居然分析的是“挪用特定款物罪”是否能为自然遗产提供刑法保护，这个，这个，啊？

　　　　　　　　　　　　　　　　　　　　　　　　　　　　　　　二○○九年九月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