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应当具备怎样的职业素养，其主要的培养路径与方法是什么？毫无疑问，我们应当对此问题形成清晰、完整的共识。因为，法官的职业素养水准不仅关乎法律实施的效果，而且关系国家司法制度的权威性和公信力，乃至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具体进程和水平。

从社会现象看，尽管一般社会舆论对于司法的公信力尚存期待，但是人们对于宋鱼水、陈燕萍、詹红荔等先进模范法官所做的司法裁判却具有高度一致的认同感；仿佛对于法官人格、人品的认可，已经超越对于案件是非曲直的价值评判。如宋鱼水“辩法析理、胜败皆服”的感人事迹，詹红荔九年办案“无一重审、无一错案、无一投诉、无一上访”的炫亮业绩等，都用真切的事例说明：法官个人的职业素养，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影响司法裁判效果的重要因素。

那么，如何有针对性地加强法官职业素养的培养？

精神品格的培养

如果法官受外界之利诱，物欲之蒙蔽，舞文弄墨，徇私枉法，反而以其法学知识为其作奸犯科之工具，则有如为虎添翼，助纣为虐，因而法学修养虽为切要，品格修养尤为重要。



谈及人的素质或素养，精神品格无疑是首当其冲的。在法官的精神世界里，与职业特性密不可分的要素自然是：追求、捍卫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坚强意志，崇尚法律的价值取向和思维习惯，以及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坚定信仰和历史使命感。倘若缺此，则意味着法官缺少必不可少的精神支撑或精神脊梁，相应地也失去法官的立身之本。

从实际情况看，近些年我们对于法官职业素养的培养，一些方面还是见诸于法律专业知识层面。相对而言，在促进法官职业操守、法律信仰等精神品格的养成方面，我们还是显得办法不多，成效不够明显。其中缘由之一，不能不说我们在思想认识上存在某些模糊空间。毫无疑问，我们大力倡导司法为民是正确的。与此同时，我们还应结合审判工作的规律性和实际情况提出有针对性的落实方案。好比开车倡导安全驾驶，如果缺少科学合理的具体驾驶规程和技术要领的支持与应用，这种一般性倡导的实际功效就势必大打折扣。前年温家宝总理在人大记者会上道出：公平正义比太阳更有光辉，可谓一语激起千层浪，被舆论媒体广泛誉为最为温暖人心的话语。追求公平正义，是政治文明的发展方向，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必然要求，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石，也是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切实体现，人民法院在其中肩负着举足轻重的责任。因此，培养法官精神品格的重心，应当契合现实社会的急切需要，反映审判工作的规律与特点。

事实上，法官队伍中出现的工作责任心不强，把审判案件当作一般的谋生手段，满足或止步于完成工作指标或任务的消极情绪；面对形形色色的关系案、人情案，时有放弃中立、公正裁判立场的表现；以及少数法官身上发生的权钱交易的司法腐败案件，这些轻重不同、类型有别的病灶反应，虽有制度、机制上的多种诱发原因，但是，法官自身的精神懈怠与道德叛离无疑是起主导作用的内在因素。诚如著名法学家史尚宽先生所言：如果法官受外界之利诱，物欲之蒙蔽，舞文弄墨，徇私枉法，反而以其法学知识为其作奸犯科之工具，则有如为虎添翼，助纣为虐，因而法学修养虽为切要，品格修养尤为重要。一言以蔽之，法律和法学知识无论如何不能沦为任何个人玩弄于股掌的把戏甚至谋取私利的工具，法官的精神品格应当成为法官职业素养的第一要素。

从培养路径和方法角度说，法官精神品格的塑造与养成，一方面有赖于法官的自我修养与文化自觉；另一方面也离不开外在的充分养分与适宜环境。在人的可塑性意义上讲，人是环境的产物。因此，我们在近些年不断强化对不廉行为惩戒的基础上，有必要在具体的制度安排中切实加强鼓励法官正直、廉洁办案的激励策略和导向措施，真正形成引导法官自觉成为社会公平正义的坚定捍卫者与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忠诚建设者的良好氛围。

专业养分的补充

如果在法官动辄质疑、否定法律的氛围里，祈望民众普遍地敬畏、尊崇法律，这种情景当然是难以想象的。



在日常的审判实践中，面对纷繁复杂的案件事实与相对稳定、简约的法律条文，有时法官会抱怨法律条文的僵化或者束缚了手脚，感叹按照一般老百姓的观点和立场等也可以作出合理的裁判。应当讲，这种看法有其合理的生长因子，那就是重视观察、体悟司法裁判与民众的价值观念、思维习惯的符合性，相应地亦有利于争取大众舆论或司法裁判的社会效果。但是，其副作用也比较显见，即有意无意地把法律的规范作用与民众的价值观念及社会效果对立起来，或多或少表现出排斥、否定法律作用的负面情绪。倘若长此以往，不仅可能滋长具体的司法困扰，即司法裁判的标准究竟是法律规范还是社会大众的观点、立场？而且在不经意之间还有可能动摇人们的法律信仰，陷入法律虚无主义的泥潭。换言之，法官不仅仅是司法裁判者，更应是法律权威和法治理念的坚定捍卫者。如果在法官动辄质疑、否定法律的氛围里，祈望民众普遍地敬畏、尊崇法律，这种情景当然是难以想象的。分析产生问题的缘由，笔者感到，司法实践中法官长期缺乏有共识的法律方法的系统训练，致使解释法律不尽充分或许是其中的重要成因。

对于一个成熟的专业、学科来讲，其基础理论通常包含三个部分：即价值、原理与方法论。价值说明本专业的作用和功效；原理描述专业活动的规律性；方法展示利用掌握的规律性发挥特定作用的路径和办法。相对于法律专业而言，我们一直缺少法律方法论的专门总结、提炼与严格训练，以至于司法实践中关于如何发现法律事实、解释法律条文、正确适用法律等，主要依凭法官个体的感悟与经验；由此产生的办案方法的多样性、零散性与个体差异性也就在所难免，继而带来的法律适用不够统一、不尽协调的问题乃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必然性。有鉴于此，在司法实践中加强法律方法的系统总结与规范提炼，在法官的职业素养中及时补充法律方法论的专业养分，理应成为我们提高案件审判质量、提升法官业务水平的重要工作抓手。因为，主要专业内容的缺失必然意味着专业品质的下降。

具体解析法官抱怨法律的现象，笔者的切身体会是：在理解、适用法律中，我们不能把法律条文的字面含义当作法律规范的全部内容。通常说来，法条的字面含义只是我们认识了解法律的必经通道，或者仅仅是一扇窗口。单一法条或法律规范的完整内容，必须置于整体的制度环境来解读，以实现理解、适用法律的系统协调性和价值目的性。举例来说，2011年5月1日开始实施的刑法修正案（八）对于盗窃罪做了大幅修改，在规定盗窃数额较大和多次盗窃的基础上，又增设了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和扒窃三种盗窃罪行。于是，实务中对于盗窃罪的解读产生两种见解：一种观点认为，对比以往的盗窃犯罪，新增设的三种盗窃行为明显是既不需要犯罪数额，也不需要犯罪次数，只要实施相应的危害行为，就可以认定为犯罪。另一种观点认为，且莫说法官，就连一般老百姓也知道并非所有的小偷小摸行为都构成犯罪；我们还是应当按照以往对于入户盗窃和扒窃的治罪标准，掌握相关犯罪的政策法律界限。从法律解释论视角看，同属侵财类犯罪的抢夺罪、诈骗罪等，仍然是以数额较大为成罪标准；即使性质更为严重一些的抢劫罪，也要受到刑法总则第13条“但书”的原则性约束，并非一经实施抢劫行为，即可一律成罪。为了保持同类犯罪在定罪处罚上的协调一致性，很显然不应当对于盗窃罪的认定作出显著例外的解读。应当讲，上述第一种观点忽略了法条关系间的系统平衡性，对于法律精神实质的把握尚欠准确。与此相反，第二种观点基于法条文义的局限性，主张将生效的法律规定断然搁置一边，这种做法当然不符合罪刑法定原则所秉持的法治立场，也不足取。由此可见，单纯拘泥于法条字面含义理解、适用法律，其结果要么是背离法律的精神实质，要么是偏离法治的基本立场。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说娴熟掌握、运用各种法律解释方法，是法官日常审判工作中的必修功课，也是法官职业素养中不可或缺的基本技能。

重拾经验的价值

对于缺少生活阅历和办案历练的年轻法官，要求其精到拿捏复杂社会生活中的是非曲直，并以平实的语言达到说服人心的效果，这种期待常常是脱离实际的想法，甚至是一种事与愿违的苛求。



就一般社会观感而言，法学教授评判案件的水准通常获得较高的公众认同和社会声誉。稍事比较，应当正视法官判案具有更为严格的规范要求。因为，教授可以根据学术兴趣选择评判的案件或问题，法官无论案件类别、难易程度都得做到有案必断，不得拒绝裁判；教授可以慢慢推敲案情、反复梳理思绪，法官必须在法庭上或者审限内就拟定判词、作出决断；教授的判断可以标新立异、独树一帜为价值取向，法官的裁判必须融情、理、法于一炉，以符合社会公义、赢得公众认同为目标理想。质言之，这里之所以把法学教授拿来作参照，目的在于说明司法裁判以即时判断为特征，法官判案时面临着专业能力和个人素养的严峻挑战。由此引出一个问题：既然法官断案的要求如此之高，如何保证法官作出的即时判断是正确无误的？

诚如美国著名大法官霍姆斯所言：“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无论是在英美还是大陆法系国家，人们大多认同法官职业以具有丰富的司法实践经验（包含直接和间接经验）为特质。换句话说，对于缺少生活阅历和办案历练的年轻法官，要求其精到拿捏复杂社会生活中的是非曲直，并以平实的语言达到说服人心的效果，这种期待常常是脱离实际的想法，甚至是一种事与愿违的苛求。反观我们的现实情况，不少法院的普遍现状是，一线办案的法官大多比较年轻，有经验的资深法官往往退居幕后。这种状况当然有其历史和现实的诸多原因，但我们在思想观念上有必要适度澄清或纠正的是：在前些年强调法官专业化、精英化的过程中，似乎对于法官的司法实践经验有所忽略，甚至把既往的经验不分青红皂白地当作了老套、落伍的事证。对此，我们是应当有所反思的。就事理而言，精深的法律专业知识必须经由司法实践来检验。常言道：细节决定成败。这里应当补充的是，经验决定细节。因为没有成百上千次的成败经验，哪有手感之下精美绝伦的工艺细节。俗话说：艺高人胆大。表述的也是经验的妙趣。就制度、机制来说，不仅我们的法官遴选制度有必要加大司法实践经验的权重，而且现实紧迫的是，我们必须思考、解决当下的问题：如何使众多年轻法官的审判经验尽快地充实起来？如何使资深法官的审判智慧得到最大限度的有效运用？

寻着这样的思路，我们不妨考虑以下办法可以作为破解上述困境的路径：其一，对于法院新进人员，试行进门拜师、出师考核制度，使新进人员从入院伊始就被纳入法院的经验传承模式，得到资深法官的言传身教，从速间接获得经验。其二，建立在职法官的例行业务切磋交流制度，使每个法官的个别审判经验在交流切磋中被加工提炼、汇聚整合，最终变成所有法官的共同经验和智慧。其三，明确资深法官（尤其是庭、院长）参加合议庭审理案件的类型和比重，使资深法官及其审判经验直接介入重大、疑难和敏感案件的审理与把关，同时发挥示范和引领的作用。最后，积极呼吁适度延长资深法官的退休年龄，目前可以推行返聘部分经验丰富、精力充沛的法官回院工作的办法，以缓解法院人手普遍紧缺、资深法官比重明显不足的燃眉之急；同时促使优质的审判资源切实得到合理的安排与使用。

在案件管理层面，我们有必要树立“一审打造精品案件，二审着力修复个别瑕疵”的案件质量管理理念。正如日常生活中的名优产品都是力戒出厂瑕疵，辅以售后维修保障才得以形成产品信誉和最大经济效益一样，要提高审判质量及司法公信力，也必须从保证案件审理的初始质量着手。假如一审仅做粗糙加工，寄望二审打造精品，就如同希冀售后维修服务能够提升产品品质一样，二者同样难以想象。因为，在一审裁判显现粗疏、瑕疵的背景下，从证据角度讲，二审要收集、固定证据所耗费的时间往往更长，难度更大，而其接近案件客观真实的可能性却相对变小；从化解矛盾的心理因素看，一审胜诉方实现可得利益与败诉者夺回应得利益的心理大多会同步加强，彼此在二审中的对抗心理亦会相应加剧；从诉讼成本及效益看，即使二审裁判完全实现公正价值，无论是诉讼当事人的人力、物力还是国家的司法资源投入均会成倍支出，其总体效益较之一审公正裁判无疑会大打折扣。一句话，一审案件的审判质量直接关系到司法公正性的实现水平。

然而，我国大多数基层法院承担了80%以上的一审案件，与中高级法院相比，基层法院的人员编制较少，审判人员的职级、职称较低，招录、选拔条件一般较宽，由此形成巨大的案件数量、艰巨的审判任务与人力资源普遍紧张的突出矛盾。很显见，倘若一审裁判瑕疵较多，则势必给司法裁判的整体公信力带来明显影响甚至负面评价。况且，常识、经验反复告诉我们，一审裁判基础上的二审救济往往是有限弥补。除非案件事实发生重大变化，二审改判调整的幅度一大，往往就难以避免法官恣意行使自由裁量权的怀疑和指责。因此，我们既要强调把矛盾纠纷尽量化解在基层，也要重视加强基层法院的人力资源配置，使其所承担的审判职责与其审判能力和工作条件等尽量相匹配、相适应。确切地说，基层法官的职业素养水平，关系、影响人民法院审判质量和司法公信力的整体判断，应当作为法官职业素养培养的工作重点。

（作者单位：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人民政府


浙江省粮食流通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浙政发[2004]23号）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促进粮食生产，维护经营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规范粮食流通秩序，根据《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等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粮食的收购、销售、储存、运输、加工、进出口等经营活动(以下统称粮食经营活动)，应当遵守本实施细则。
第三条 鼓励多种所有制市场主体从事粮食经营活动，促进公平竞争。依法从事的粮食经营活动受国家法律保护。严禁以非法手段阻碍粮食自由流通。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应当按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通过市场竞争，在粮食流通中发挥主渠道作用。
第四条 粮食价格主要由市场供求形成。政府采取储备粮吞吐、委托收购、粮食进出口等多种经济手段以及必要时依法实行价格干预等，加强对本行政区域内粮食市场调控，保持本行政区域内粮食供求总量基本平衡和价格基本稳定。
第五条 省人民政府按照粮食工作省长负责制的要求，负责本省的粮食总量平衡和地方储备粮的管理。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根据省人民政府的部署，做好本地区粮食生产、流通的调节和储备粮管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本地区粮食流通的行政管理、行业指导；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展计划、工商行政、财政、价格、质量监督、卫生等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与粮食流通有关的工作。

第二章 收购资格管理
第六条 粮食收购，是指为了销售、加工或者作为饲料、工业原料等直接向种粮农民或者其他粮食生产者批量购买粮食的活动。粮食收购活动实行多渠道经营和严格市场准人相结合的原则。
第七条 对粮食收购依法实行资格管理制度。申请从事粮食收购的法人和其他经济组织，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一)筹措的经营资金符合工商注册登记规定的注册资金件；
(二)拥有或者通过租借具有必要的粮食仓储设施；
(三)具备相应的粮食质量检验、保管能力。
第八条 凡常年收购粮食并以营利为目的，或年收购量达到50吨以上的个体工商户，必须取得粮食收购资格。年收购量低于50吨的个体工商户从事粮食收购活动，无须申请粮食收购资格。个体工商户申请粮食收购资格须具备筹措经营资金3万元以上的能力。
第九条 从事粮食收购的各类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的仓储设施、检验储存技术等具体条件由省粮食行政管理部门会同省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制定办法，并报省人民政府备案。
第十条 申请粮食收购资格时，应当向粮食行政管理部门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交下列书面材料：
(一)有效身份证明；
(二)资信证明；
(三)经营场所和粮食仓储设施产权证明或有效租赁合同；
(四)具有相应的粮食质量检验和保管能力的证明材料。
原来从事粮食收购业务的经营者须同时提交上一年度粮食购销情况年报表。受理申请的机关不得要求申请者提供与申请收购事项无关的材料。
第十一条 粮食收购资格申请可以通过信函、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方式提出，申请者可以亲自到审核机关办理，也可以委托代理人提出粮食收购资格申请。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应当确定一个内设机构统一受理粮食收购资格申请。
第十二条 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在其办公场所或者其他公开场所公布有关申请粮食收购资格的事项、依据、条件、程序、期限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目录，提供有关申请材料的填写示范文本。
第十三条 粮食收购资格审核必须坚持公开、公平、便民、高效的原则。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应当自受理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对符合本实施细则第七条、第八条规定条件的申请者作出审核决定并公示。申请人可以对审核机关作出的行政许可]决定进行查阅。
第十四条 取得粮食行政管理部门粮食：收购资格许可的，应当依法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设立登记，在经营范围内注明粮食收购；已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的，从事粮食收购活动也应当取得粮食行政管理部门的粮食收购资格许可，并依法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变更经营范围登记，在经营范围内注明粮食收购。
第十五条 粮食收购者在本省范围内从事粮食收购的，只需持有效粮食收购资格证明副本和营业执照副本到收购地县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备案，即可从事粮食收购活动。收购地粮食行政管理部门不得再审核资格，不得有任何歧视行为。

第三章 粮食经营与调控
第十六条 依法从事粮食收购活动的粮食经营者(以下简称粮食收购者)，应当告知售粮者或者在收购场所公示粮食品种、质量标准和收购价格。
第十七条 粮食收购者收购粮食，应当执行国家粮食质量标准，按质论价，不得损害农民和其他粮食生产者的利益；粮食收购者应当及时向售粮者支付售粮款，不得拖欠；不得接受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的委托代扣、代缴任何税费和其他款项。
第十八条 跨地区收购粮食的，粮食收购者应当向收购地的县级人民政府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定期报告粮食收购数量等情况。
第十九条 建立粮食最低商品库存制度。从事粮食收购、加工、批发销售的企业和经营户一般应当保持不低于七天的正常经营量的粮食库存。库存具体数量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粮食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实际情况确定。必要时，由省人民政府规定最高库存量的限额。
第二十条 储备粮等政策性用粮的采购和销售，原则上通过粮食批发市场或按照订单方式购销，也可以通过国家规定的其他方式进行。
第二十一条 建立粮食销售出库质量检验制度。粮食储存企业对超过正常储存年限的陈粮，在出库前应当经过有资质的粮食质量检验机构进行质量鉴定，凡已陈化变质、不符合食用卫生标准的粮食，严禁流入口粮市场。陈化粮经营资格由省粮食行政管理部门会同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认定。陈化粮判定标准和陈化粮销售、处理、监管的具体办法依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粮食风险基金制度。粮食风险基金主要用于各级储备粮油的利息费用、轮换费用、差价及损失补贴，以及粮食财务挂账消化、地方储备库和重点粮食市场建设、扶持粮油加工企业发展等。粮食风险基金实行年度计划制度，年初由财政部门编制计划，商粮食行政管理部门确定。粮食风险基金的拨付，由财政部门根据本级人民政府制定的补贴政策，会同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联合下达。财政和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各司其职，使用、管理好粮食风险基金，确保专款专用。
第二十三条 建立省级粮食安全调控资金，主要用于粮食应急采购、应急加工、应急供应费用和粮食生产紧急预案启动费用等支出。资金来源从粮食专项资金中调剂筹集。
第二十四条 建立突发事件的粮食应急体系。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本行政区域的粮食应急预案，并按照应急预案要求落实粮食安全责任，保障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地方粮食储备、成品粮储备、最低商品粮周转库存和应急加工点、应急供应点等各项应急措施的落实。
第二十五条 当粮食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时，为保障市场供应、保护种粮农民利益，依照国务院决定对早、晚稻实行最低收购价格。当粮食价格显著上涨或者有可能显著上涨时，省人民政府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规定，采取价格干预措施。
第二十六条 县级以上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会同价格、农业、统计、质量监督等部门对粮食市场供求形势进行监测和预警分析，建立粮食供需抽查制度，发布粮食生产、消费、价格、质量等信息。
第二十七条 鼓励省内各类经营主体以多种形式与粮食主产区建立稳定的产销关系，支持省内粮食经营企业到省外建立粮食生产基地和加工基地。切实维护省外各类粮食经营主体在本省从事各种粮食经营活动的合法权益。
第二十八条 各地人民政府鼓励各类粮食经营主体发展仓储式销售、物流配送、电子商务等现代营销方式。加强粮食流通基础设施、粮食批发市场建设。
第二十九条 粮食行业协会以及中介组织应当加强行业自律，为各类粮食经营者提供信息咨询、评价以及技术指导等服务。

第四章 监督检查
第三十条 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对粮食经营者在粮食收购、销售、储存、运输、政策性用粮的购销以及粮食进出口活动中的下列事项或行为进行监督检查：
(一)粮食收购资格和执行国家粮食质量标准及粮食收购政策；
(二)执行粮食仓储设施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
(三)执行国家粮食运输技术规范；
(四)执行陈粮出库(销售)检验制度；
(五)粮食批发、成品粮加工、连锁超市等粮食经营企业执行最低商品粮周转库存制度；
(六)执行粮食经营台账、国家粮食流通统计、收购报告制度；
(七)从事地方储备粮有关情况；
(八)执行军粮、救灾粮等政策性用粮情况；
(九)履行粮食应急预案规定的义务。
第三十一条 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建立健全粮食流通监督管理体系，加强监督检查力量，实施监督检查活动可以依法行使下列职权：
(一)进入粮食经营者经营场所检查粮食的库存量和收购、储存活动中的粮食质量；
(二)检查粮食仓储设施、设备是否符合国家技术规范；
(三)查阅粮食经营者与粮食经营有关的资料、凭证；
(四)向粮食经营者和其他相关人员调查了解粮食购销和储存情况。被监督检查的粮食经营者应当予以配合，不得拒绝和阻挠。
第三十二条 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可以委托社会中介机构对被检查单位的业务情况进行审计和评估。
第三十三条 质量监督部门负责对粮食加工质量进行监督检查，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查处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掺杂使假等违法行为。
第三十四条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对粮食经营活动进行监督检查，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查处无照经营、超范围经营以及粮食销售活动中的囤积居奇、欺行霸市、强买强卖、掺杂使假、以次充好等扰乱市场秩序和违法交易行为。
第三十五条 卫生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对粮食加工、销售和成品粮储存中的卫生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第三十六条 价格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粮食流通价格进行监督检查。
第三十七条 行政机关在粮食流通活动中实施监督检查，不得妨碍公民、法人和其他经济组织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行政机关违法实行检查措施或者执行措施，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经济组织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予以赔偿。
第三十八条 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有关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其主管行政机关或者行政监察机关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一)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粮食收购资格申请不予受理或拒不发放收购许可证的；
(二)不在办公场所公示依法应当公示的内容的；
(三)在受理、审查、决定行政许可过程中，未向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履行法定告知义务的；
(四)为粮食收购资格的申请者提供虚假证明材料的；
(五)办理粮食收购资格许可，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第三十九条 财政和粮食行政主管部门未按照规定管理和使用粮食风险基金和粮食安全调控资金的，由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条 其他有关行政部门在粮食流通监督检查中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行为，由其主管机关或者行政监察机关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