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人大


北京市区、县、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实施细则
市人大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以下简称《选举法》）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县级以下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直接选举的若干规定》，结合本市具体情况，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选举区、县、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必须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以保障选民当家做主，行使选举权利。
第三条 区、县、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
第四条 区、县、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的名额，应多于应选代表的名额。
第五条 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
第六条 每一选民在一次选举中只有一个投票权。
第七条 驻京部队按照《中国人民解放军选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办法》，选举出席区、县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第二章 选举工作机构
第八条 区、县、乡、镇设立选举委员会。区、县选举委员会受区、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领导，乡、镇选举委员会受区、县选举委员会的领导。
区、县、乡、镇选举委员会的主席、副主席和委员由区、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
第九条 选举委员会的职权是：
（一）主持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
（二）进行选民登记，审查选民资格，公布选民名单，发选民证；受理对于选民名单不同意见的申诉，并作出决定；
（三）划分选举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区，分配各选区应选代表的名额；
（四）汇总公布代表候选人初步名单；组织选民对代表候选人名单进行讨论、协商，根据较多数选民的意见，确定和公布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
（五）规定投票选举日期；
（六）主持投票选举，确定选举结果是否有效，公布当选代表名单，登记当选代表，并发代表当选通知书。
第十条 区、县、乡、镇选举委员会设办公室，办理选举的具体事务。
第十一条 区、县选举委员会按区、县人民政府派出机构的管辖范围，设立选举工作指导组，指导辖区内各选区的选举工作。
划分为几个选区的较大单位，也设立选举工作指导组，指导该单位各选区的选举工作。
乡、镇选举委员会协助区、县选举委员会办理本辖区范围内区、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事务。
第十二条 各选区设立选区工作组，在区、县、乡、镇选举委员会的领导和选举工作指导组的指导下，办理本选区的选举事务。它的任务是：向选民宣传《选举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办理选民登记；组织选民推荐、协商代表候选人；安排投票选举事务以及办理选举委员会交办的
其他事项。
第十三条 选举工作指导组和辖区范围内各选区工作组的领导人员，由区、县选举委员会任命。较大单位的选举工作指导组和选区工作组的领导人员，由本单位党政机关、人民团体负责人和在群众中有代表性的人协商推选，报区、县选举委员会批准。
选举工作指导组和选区工作组，根据工作需要，可配备工作人员若干人。
第十四条 选区可按照便于召开会议和讨论协商问题的原则，划分若干选民小组。由本组选民推选正、副组长，主持选民小组会议。
第十五条 选举委员会在工作全部完成后，即行撤销。有关选举的全部档案应分别送交区、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乡、镇人民政府保存。

第三章 代表名额
第十六条 区、县、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根据精简、效能、便于开会讨论解决问题的原则确定。
各区、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由区、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报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由区、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并转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备案。
第十七条 各选区应选的区、县、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应一次分配到各选区。
驻在乡、镇的中央、市属单位的职工，可以只参加区、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不参加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如需要参加，由区、县选举委员会同有关单位协商决定。
驻在区、县的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选举出席区、县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名额，由区、县选举委员会与当地驻军和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协商提出，报区、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

第四章 少数民族的选举
第十八条 区、县、乡、镇辖区内，有少数民族聚居的，每一聚居的少数民族都应有代表参加当地的人民代表大会。
同一少数民族的人口数不及辖区内总人口数百分之十五的，其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可以适当少于当地人民代表大会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但不得少于二分之一。
同一少数民族的人口数，占辖区内总人口数百分之十五以上、不足百分之三十的，其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可以适当少于当地人民代表大会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但该少数民族的代表名额不得超过总名额的百分之三十。
第十九条 散居的少数民族应选当地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可以少于当地人民代表大会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
第二十条 民族乡的选举按照《选举法》和其他有关法规办理。

第五章 选区划分
第二十一条 选区可以按居住状况划分，也可以按生产单位、事业单位、工作单位划分。
划分选区，应以便于选民参加选举活动和选举的组织工作，便于选民了解和监督代表以及便于代表联系选民为原则。
选区大小按照每一选区选一至三名代表划分。
第二十二条 居民区和生产单位、事业单位、工作单位，人数足以划为一个选区的，可划为一个选区；人数过多的，可划为几个选区；人数不足以划一个选区的，可与附近居民或邻近单位划为一个选区。

第六章 选民登记
第二十三条 选民登记按选区进行，经登记确认的选民资格长期有效。每次选举前对上次选民登记以后新满十八周岁的，被剥夺政治权利期满后恢复政治权利的选民，予以登记。对选民经登记后迁出原选区的，列入新迁入的选区的选民名单；对死亡的和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
从选民名单上除名。
第二十四条 进行选民登记和选民资格审查，必须依法办事，严肃认真，防止错登、漏登、重登。
第二十五条 在北京市有正式户口的选民，按下列办法登记：
（一）城、乡的居民、农民和个体工商户在户口所在地登记。
（二）生产单位、事业单位、工作单位的正式职工（包括合同制工人），在本单位登记。
一个单位的职工分散在几个区、县工作的，一般应就地登记。遇有特殊情况，经有关区、县选举委员会协商，也可以集中到便于参加选举的区、县登记。
商业、服务业等流动性大、分布零散的单位，其职工在基层店或经济核算点所在选区登记。没有基层店或经济核算点的，在营业所在地的选区登记。
（三）离休干部在原工作单位登记，如本人要求到户口所在地参加选举，可以由本人持单位证明，到户口所在地选区工作组办理选民登记。原工作单位不在本市的在户口所在地登记。
（四）退休职工在户口所在地登记。
（五）合同工、协议工、代课教员，在现工作单位登记。临时工在户口所在地登记；工作比较固定的，可以由户口所在地选区工作组发给证明，转移到现工作单位参加选举。
（六）参加生产服务社的人员，凡集中生产的，在单位登记；凡分散在户生产的，在户口所在地登记。
（七）在校学生，在本校登记。
（八）身兼数职或担任名誉职务的人员，在发工资的单位登记；不领工资的，在户口所在地选区登记。
（九）人民武装警察在本部队登记。
（十）选民名单公布后至投票选举日前，正式户口迁入本市的人员，按上述规定补办登记手续。
（十一）选民名单公布后至投票选举日前，恢复政治权利的人员，按上述规定补办登记手续。
第二十六条 正式户口不在北京，经组织调遣来京工作、学习的人员，不能回原地参加选举的，经本人申请，由现在的单位征得户口所在地或原工作单位同意，并提出选民资格证明，可以由现在单位的选区进行选民登记，参加本市的选举。
选民实际上已经迁居外地，但是没有转出户口的，可以发给选民资格证明，在现居住地的选区参加选举。实际上已经在本市居住，但是没有正式户口，又不能回原居住地参加选举的，由本人取得原户口所在地的选民资格证明后，现居住地的选区可予以登记，发给选民证。选民证不能作
为申报户口的根据。
第二十七条 原籍在本市或出国前在本市居住的旅居国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选举期间在国内的，可以参加本市的选举。
第二十八条 精神病患者不能行使选举权利的，经选举委员会确认，不列入选民名单。
第二十九条 因反革命案或者其他严重刑事犯罪案被羁押，正在受侦查、起诉、审判的人，经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在被羁押期间停止行使选举权利。
第三十条 下列人员准予行使选举权利：
（一）被判处管制而没有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
（二）正在取保候审或者被监视居住的；
（三）被判处有期徒刑缓刑没有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
（四）被判处拘役或者正在受行政拘留处罚的；
（五）被判处有期徒刑而没有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
（六）被羁押，正在受侦查、起诉、审判，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没有决定停止行使选举权利的；
（七）正在被劳动教养的。
（一）至（四）项所列人员，现有工作单位的，在工作单位进行选民登记，参加选举；没有工作单位的，在户口所在地进行选民登记，参加选举。被判处拘役或者正在受行政拘留处罚的人，经选举委员会和执行机关决定，可以在流动票箱投票或者委托有选举权的亲属或者其他选民代为
投票。
（五）至（七）项所列人员，由监狱、看守所或者劳改、劳教场所分别负责办理选民登记，并发给选民转移证明，一般由本人将选民转移证明和委托书寄交原户口所在地选区有选举权的亲属或者其他选民，委托其到选区工作组登记，代为投票。
第三十一条 选民登记工作完毕后，由选举委员会在投票选举日三十日以前公布选民名单，划分选民小组，发选民证，公布投票选举日期和地点。
对于公布的选民名单有不同意见的，可以向选举委员会提出申诉。选举委员会对申诉意见，应在三日内作出处理决定。申诉人如果对处理决定不服，可以在投票选举日的五日以前向区、县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应在投票选举日以前作出判决。人民法院的判决为最后决定。

第七章 代表候选人的提出
第三十二条 代表候选人，按选区提名产生。凡本区、县或本乡、镇的选民都可以被提名为本区、县或本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
各政党、各人民团体，可以联合或者单独推荐代表候选人。选民十人以上联名，也可以推荐代表候选人。推荐者应向选举委员会介绍代表候选人的情况。
第三十三条 各选区的选民和各政党各人民团体推荐的代表候选人名额，均不得超过本选区应选代表的名额。
第三十四条 各选举组织对于合法提出的代表候选人要如实上报，不得隐瞒、调换或增减。选举委员会汇总各方面推荐的代表候选人的名单和情况后，于投票选举日的二十日以前，按选区公布代表候选人初步名单。
第三十五条 各选区应按选民小组，组织选民对选举委员会汇总公布的代表候选人初步名单进行反复讨论，选区工作组可以召集由选民小组或者几个选民小组联合推选的选民代表进行民主协商。必要时，也可以进行预选。选举委员会根据较多数选民的意见，按照候选人名额应多于应选
代表名额三分之一至一倍的规定，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在投票选举日的五日以前公布。
第三十六条 代表候选人名单，按姓氏笔划顺序排列。经预选确定的，按得票多少顺序排列；票数相等的，按姓氏笔划顺序排列。
第三十七条 选举委员会应当向选民介绍代表候选人的情况。推荐代表候选人的政党、人民团体和选民可以在选民小组会议上介绍所推荐的代表候选人的情况。但是在投票选举日必须停止对代表候选人的介绍。

第八章 投票程序
第三十八条 各选区应按选举委员会确定的投票选举日进行选举。
第三十九条 每个选区根据选民分布情况，可以设立一个或几个投票站。
投票站由选举委员会派人主持。
第四十条 投票前应做好下列准备工作：
（一）按选举委员会规定的格式，印制选票。选票上的代表候选人的排列顺序，应与公布的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的排列顺序一致。
（二）召开选民小组会，推选监票、计票人员，宣布投票应注意的事项。
（三）为投票站配备登记、发票、验票、解说、代书等工作人员，每个工作人员都应熟悉投票程序，明确职责和纪律。
（四）在投票站张贴本选区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和简况、应选代表名额以及投票应注意的事项。
第四十一条 正式代表候选人不得担任本选区投票站的任何工作。
第四十二条 实行无记名投票。
投票站应为选民设置不受干扰的书写环境。选民写票，其他人不得观看和干预。代书人应按投票人的意志写票，并为投票人的选举情况保守秘密。
第四十三条 选民要亲自到投票站投票。
老弱病残等不便到投票站投票的，可以在流动票箱投票。
在选举期间外出的选民，经选区工作组同意，可以书面委托本选区其他选民代为投票。每一选民接受的委托不得超过三人。
第四十四条 选举人对于候选人可以投赞成票，可以投反对票，可以另选其他选民，也可以弃权。
第四十五条 投票前，由监票人当众检查票箱并加封条，然后开始投票。投票结束，当众封箱。开箱计票时，应将投票人数和票数加以核对，并作出记录，由监票人签字。
第四十六条 投票站每次选举所投的票数，等于或者少于投票人数的有效；多于投票人数的无效，该投票站须另行选举。
每一张选票所选的人数，等于或者少于规定应选代表人数的有效；多于规定应选代表人数的作废。
第四十七条 选区全体选民的过半数参加投票，选举有效。代表候选人获得参加选举的选民过半数的选票，始得当选。
获得过半数选票的代表候选人名额超过应选代表名额时，以得票多的当选。如遇票数相等不能确定当选人时，应当就票数相等的候选人重新投票。
获得过半数选票的当选代表的名额少于应选代表的名额时，不足的名额应当在没有当选的代表候选人中另行选举，以得票多的当选，但是得票数不得少于选票的三分之一。
第四十八条 选举结果由选举委员会依法确定是否有效，并在各选区分别宣布。

第九章 对破坏选举的制裁
第四十九条 为保障选民自由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对有下列违法行为的，应当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或者刑事处分。
（一）用暴力、威胁、欺骗、贿赂等非法手段破坏选举或者妨害选民自由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
（二）伪造选举文件、虚报选举票数或者有其他违法行为的；
（三）对于控告、检举选举中违法行为的人，或者对于提出要求罢免代表的人进行压制、报复的。

第十章 附则
第五十条 本实施细则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86年12月26日
对重构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几点思考

1979年《刑事诉讼法》由于受当时历史背景、人文条件以及权利意识的影响，从现在的角度看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程序规定上十分简陋，存在诸多问题。此后的1996年《刑事诉讼法》即现行的《刑事诉讼法》中有关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规定，无论内容或文字表述，与1979 年《刑事诉讼法》没有任何区别。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民权利意识普遍提高，这一制度设置和规定上的合理性和完备程度越来越受到社会公众的质疑。近十几年来法学界对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是不断批判。近几年来最高人民法院也多次针对出现的问题进行司法解释，以期统一和解决相关的法律适用问题。然而，这些解释给人的感觉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司法实践中存在的矛盾。尤其突出的表现在现行《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已经不适应对于被害人权利保护的需要。以至有学者提出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从刑事诉讼中剥离的观点。对于该论点笔者学识浅疏，不敢妄加评论。笔者仅就从立法上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进行重构谈谈几点意见。
一、明确将精神损害赔偿列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
按照《刑事诉讼法》第77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 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刑事诉讼中可以附带提起的民事诉讼仅限于物质方面的损害。即：“对于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失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而立法和司法之所以做出这种规定和解释，按照通说，主要是基于两个方面的理由：第一，虽然被告人的犯罪行为造成被害人的精神损害，但在刑事诉讼中人民法院通过适用刑法惩罚犯罪，对于被害人而言已经具有了精神抚慰作用。换句话说，犯罪分子受到的刑事处罚对于被害人来说，就是最大的精神抚慰，因而被害人无须再行单独提起精神损害赔偿之诉；第二，就犯罪行为给被害人所造成的精神损害而言，可以说所有的犯罪都不同程度的对被害人造成了损害。如果允许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就意味着在刑事诉讼中任何案件的被害人都有权附带提起精神损害赔偿，这不仅致使提起民事诉讼的范围过于广泛，而且也将严重影响刑事审判的效率。上述两个方面的理由，笔者认为是不能成立的。理由如下：
（一）国家审判机关对于犯罪的处罚，虽然对于被害人而言的确具有精神上的抚慰作用，但是这种意义上的精神抚慰与以金钱赔偿为特征的精神损害赔偿却是两种不同的类型。前者作为代表国家的司法机关依法对于犯罪的追究，是一种公权行为，其目的在于维护整个社会发展所必须的秩序和保护所有公民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其意义主要体现在惩罚犯罪和预防犯罪上，而后者作为被害人对于犯罪行为所造成损害的赔偿要求，是一种私权行为，其目的在于得到经济上的赔偿。其意义主要体现在对于个人损害的经济补偿上，不涉及其他公共利益。刑事诉讼中对于犯罪分子判处一定的刑罚，只是从惩罚犯罪的角度维护了被害人的权益，维护社会秩序，体现正义，然而被害人并没有在身心和精神上得到抚慰。而受到犯罪行为侵害的被害人，比如强奸犯罪的受害人，以及容貌被毁的受害人，其精神上的痛苦可能伴随终身，犯罪分子受到刑事处罚并不能彻底弥合被害人精神上的创伤。因而，在追究罪犯刑事责任的同时，责成罪犯给予被害人以金钱赔偿为主要内容的精神损害赔偿是必要的。那种认为惩罚了犯罪分子就告慰了被害人，就是对被害人最大的精神抚慰的观点，具有浓郁的国家本位主义特征，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被害人的个体利益。
（二）确定可以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不仅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就是单纯的民事诉讼中司法上也从来不受理超出特定范围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因此，认为允许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就意味着刑事诉讼中任何案件的被害人都有权附带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的结论，在逻辑上是不能成立的，在法律和事实上也是没有根据的。同时，即便是允许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有可能影响刑事审判的效率，也不成其为否定刑事诉讼中可以附带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的理由，这不仅是因为在被害人权利的保护上，国家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且还在于诉讼效率与被害人的保护是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保障后者具有较前者更为重要的社会意义和社会价值。以牺牲个人权利保护来换取司法审判的效率的观点对于被害人而言是不公正的。
另外，从联合国相关国际文件以及我国《宪法》有关规定看。1985年联合国批准通过的 《为罪行和滥用权利行为受害者取 得公理的基本原则宣言》第一条规定：“‘受害者’一词系指个人或整体受到伤害包括身心损伤、感情痛苦、经济损失或基本权利的重大损害的人，这种伤害是由于触犯会员国现行刑事法律，包括那些禁止非法滥用权利的行为或不行为所造成的。”第四条规定：“对待罪行受害者时应给予同情并尊重他们的尊严。他们有权向司法机关申诉并为其所受损害迅速获得国家法律规定的补救。”按照这两条规定，受到犯罪行为伤害的受害人，无论其所受伤害是物质性的还是精神上的都有权向司法机关提起损害赔偿之诉，各国司法机关也应迅速给予司法救济。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一规定不仅强调了进入新世纪中国社会的权利保障问题，而且作为国家根本大法中的重要规定，也应在下位法中得到贯彻实施。人格权作为人权组成部分中的一项重要权利应当受到尊重，当其受到侵害以后当然可以在刑事诉讼过程中通过精神损害赔偿的形式得到救济。最高人民法院现行有关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司法解释，拒绝和否定精神损害赔偿，这种规定明显有违宪之嫌。
二、明确规定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方式
被害人应当或者可以采用哪种方式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现行《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没有明确具体的规定和操作程序。因此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立法完善的角度，以及保护被害人权利的角度上看，有必要加以明确规定的。
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方式，目前实践有两种方式：一、是在公诉机关提起公诉的同时，由被害人自行采用口头或者书面的形式直接向法院提起；二、由被害人向负责案件侦查的侦察机关或者审查起诉的公诉机关提交申请，经审查以后在刑事公诉中附带提起。这两种方式虽然都是刑事诉讼中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方式，但是有所不同的。前者特点在于，被害人是在公诉机关提起刑事公诉的同时，直接向法院提起，由法院审查确定是否受理，以及是否在同一刑事程序中审理。而后者首先是由被害人向公诉机关提交申请，经公诉机关审查后提起后再向人民法院附带提起。这两种方式在性质上存在差别：前一种方式作为被害人是在公诉机关提起的刑事诉讼之外，独立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虽然附属于刑事公诉，然而从“诉”的角度上看，是一个独立的民事赔偿之诉，只不过基于同一个犯罪事实，人民法院将其合并在刑事诉讼中一并审理。而后者作为被害人向公诉机关提出，并经公诉机关审查后在刑事诉讼中一并提起的民事诉讼，却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事诉讼，而是刑事诉讼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两者不仅性质和类型不同，而且各自所存在的问题也不相同。前者的问题在于，不经公诉机关审查而提起的民事赔偿之诉，由于被害人与公诉机关的主要诉讼目的不同，即通常被害人的诉讼目的主要在于得到经济赔偿，而公诉机关基于传统职能，其主要的诉讼目的是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因而有可能影响审判效率，有的法院甚至劝说被害人另行提起民事诉讼。后者的问题在于，由于民事诉讼的提起要经公诉机关审查，而当其公诉机关与被害人的认识、目的不一致时，公诉机关可能限制民事赔偿的提起。司法审判实践中，由于没有具体的法律规定，导致各地在执行上出现差异。有的地区两种方式都在执行，而有的地区只允许被害人向负责案件侦查或者审查起诉的公诉机关提交附带民事诉讼的申请，由这些机关审查同意后才允许附带提起民事赔偿之诉。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被害人行使损害赔偿请求的权利。为此，应当在《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允许被害人选择其中之一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方式。给被害人的充分的行使权利。
三、被害人在附带民事诉讼中的诉讼地位和权
目前我国的刑事诉讼遵循的是“公权优先”、“效率优先”的原则，国家利益、社会利益的保护被置于了优先的地位，被害人的个体利益被认为仅仅是在保护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同时（或之后），附带保护的内容。为此，不仅程序设置上附带民事诉讼被视为一个附属程序，而且，被害人在附带的民事诉讼中居于什么样的诉讼地位，以及具有那些法定的诉讼权利，在现行的《刑诉法》中是没有具体规定的。虽然从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中可以推理出被害人可作为原告人的诉讼地位以及享受原告人的诉讼权利，但是就法律规定的表现形式而言，却是很不清楚的。现行立法上和司法解释规定形式上所存在的问题，以及长期存在于刑事司法审判中的“刑主民辅”、“刑事吸收民事”传统思想观念的影响，司法审判实践中，忽视被害人作为原告诉讼地位的情况屡见不鲜。漠视被害人诉讼权利的情况也自然而然的就成为了一种无法避免的普遍现象。应当从立法上明确规定被害人在附带民事诉讼中作为原告人的诉讼地位及其相应的诉讼权利。
在具体的操作程序上，笔者认为应规定以下几项权利：第一，在附带民事诉讼的受理程序中，被害人对于侦察机关或者人民检察机关不接受附带民事诉讼时，可以向同类上级机关申请复议；第二人民法院裁定不予受理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害人可以提出上诉；第三，在刑事审前准备程序中，被害人享有请求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自己因客观原因无法收集证据的权利，对于司法机关委托鉴定的结论有异议时有请求重新鉴定的权利，第五被害人享有请求查阅司法机关有关犯罪行为、事实侦查、检查材料的权利，第六，在法庭审理阶段，有申请审判人员回避的权利，有申请不公开审理的权利，有参与案件事实调查的权利。
此外，由于附带民事诉讼本质上是一种民事诉讼，为此，就被害人与被告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而言，还应当遵循诉讼权利、义务平等原则，即就附带民事诉讼的程序设置而言，被害人即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与被告人之间，在民事诉讼的法律地位、权利和义务也应平等。因而在程序的设置及其权利的完善中，也应当明确被害人的诉讼义务：对于被害人负有收集证明自己赔偿主张的证据的义务；负有向法庭提交证明自己主张的证据的义务；负有说明、 解释所提交证据与赔偿主张之间存在关联；不能证明自己的主张所应承担的不利后果等做出相应的具体规定。
四、明确规定被告人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可以提出反诉
一般而言法院不允许被告人向被害人提出反诉。由于现实的刑事案件中，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在不少的情况下与被害人的过错行为或者不当行为存在一定程度的联系，因而现实审判实践中，被告人反诉被害人的情况时有发生。在刑事诉讼中，就刑事部分而言，由于被告人不能对国家公诉机关进行反诉，但同时立法和司法解释没有明确规定关于附带民事诉讼中，被告人可否对于被害人提起反诉，因而附带民事诉讼中被告人是否可以反诉被害人，就成为了一个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致使司法实务中对于这一问题的处理十分的混乱，因而从统一司法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立法完善的角度上看，这也是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制度设置中必须加以完善和解决的重要方面。
对于这一问题，笔者认为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是应当允许被告人向作为原告人的被害人提起反诉的，这不仅是因为附带民事诉讼本质上是民事诉讼，理应遵循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双方对等与平等的基本原则，而且否定被告人对于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反诉权也是不公平、公正的。虽然从立法的角度上讲，应当充分保障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同时也不能忽视被告人应有的权利。即在附带的民事诉讼中，作为原、被告双方的被害人和被告人应 当具有平等和对等的诉讼权利。为此，从诉讼权利平等和对等的角度上讲，立法上理应明确授予被告人在 附带民事诉讼中的反诉权。即在附带民事诉讼中，只要被告人提出的是与案件事实存在直接联系的反诉， 都应当允许和受理，且一并进行审理。
五、撤回公诉以后附带民事诉讼的处理
在现实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司法审判实践中，有时会出现公诉机关撤回公诉的情况，当公诉机关撤回公诉以后，附带的民事诉讼应当怎样处理，就成为了程序上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就目前审判实践中的情况来看，最为主要的是三种做法：一、由原审法院裁定中止诉讼，对于本院的民事审判庭有管辖权的，由原审刑事审判庭将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移送本院的民事审判庭审理；对于本院无管辖权的，由本院将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移送有民事管辖权的法院审理；二、由原合议庭对附带民事诉讼的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裁定驳回附带民事诉讼，告知被害人另行起诉；三、由原审刑事合议庭继续审理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并做出判决。
对于现实审判实践中的这三种做法，第二种方式比较切实。理由：首先，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以公诉机关对于犯罪的刑事追诉为存在前提的。没有公诉机关对于犯罪的刑事追诉，也就不存在刑事诉讼中对于被害人的民事损害赔偿。既然追究犯罪的刑事追诉已经撤回，附带民事诉讼就没有了成立的前提，“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其次，第二种方式在公诉机关撤回公诉的条件下，对附带民事诉讼的双方进行调解，不仅有利于诉讼经济，而且调解与审理不同，不存在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在审理适用的原则、举证责任、证明标准等等上的重大差别。因而即便是诉讼的性质、类型不同，刑事审判庭也是可以对于双方进行调解的。而第一种方式在公诉机关撤诉以后，无视案件的情况，也不进行调解，就一律移送，显得很不经济。第三种方式虽然从诉讼的角度上看，似乎很经济，但是在审理的程序上是按照通常的民事诉讼程序还是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以及诉讼过程中在举证责任、证明标准等等问题的确定上都存在诸多的问题。因而，相比之下第三种方式是不可取的。

卢建辉
如皋市人民法院
226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