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宪法权力

秦前红


一、宪法权力界说
权利和权力是两个最基本的宪法现象，西方国家宪法理论秉承罗马人开创的公法、私法划分传统，并视宪法为公法，因此权力当然成为西方宪法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范畴。1 近代以洛克、孟德斯鸠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在反对封建专制过程中，重新阐释了自然法理论，倡导了一种与亚里士多德的国家与社会相一致的一元观不同的国家同社会相区分的二元观，认为宪法和法律应该有不同的效力渊源，并从自然状态推衍出自然权利、社会契约、人民主权、限权政府、公民自由等概念，从此权力成为构筑宪法内容的一个重要要素。新中国的法理学长期忽视权力的现实地位，在它向部门法学提供的一般分析框架中基本没有权力的位置，而宪法学者又不能不面对法律生活中几乎无处不在的权力，这种状况急需我们对既往的宪法学理论重新进行审视。
宪法权力，又可称为宪法下的权力，是宪法规定或赋予的权力。宪政的基本原理决定了宪法权力是受宪法和权利限制的一种权力。但在学理上中国宪法学者一直回避使用这个概念，明确提出这个概念并在法理上予以较系统阐释的是莫纪宏教授，他认为宪法权力来自权力拥有者的授权，其正当性源于权利。2宪法权力与权力、政治权力、国家权力、人民权力等概念的含义各有不同。
权力一词在英文中为power,不同的学者对它有不同说法,有的说,"权力是指它的保持者在任3何基础上强使其他个人屈从或服从于自己的意愿的能力."4有的说，权力是“一个人或许多人的行为使另一个人或其他许多人的行为 发生改变的一种关系。”5 有的说 ，权力是一种力量，依靠这种力量可以造成某种特定的结果，使他人的行为符合自己的目的。6我们认为权力在社会生活中通常被视为对外部世界产生效果的事件或动源，它几乎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评价的色彩。权力概念之所以容易混同和含糊不清，来源于三种用法，在 这些 用法中将概念混杂、融合或重叠成相应的词语和含义。最普遍的用法是将权力作为影响、控制、统治和支配的同义语，导致看起来权力具有这些词语的某些或全部不同色彩。另外一种用法是将权力视作其具有的属性或品质，权力可能被视为人们追求的，甚至是人类奋斗的基本目标，因而产生了涉及人性本身性质的人类基本动机问题。还有一种用法是将权力与社会文化环境联系起来加以考察，认为既然在一切大规模的复杂的“文明”社会里，权力在群体之间分配不均，这些社会的文化就会反映和体现这种不平等。权力的外延大于宪法权力，一般而言，宪法学并不泛泛地讨论权力问题，他仅从权利与权力相互关系的角度来研究权力的来源、权力的分配与授予、权力的控制与制约等问题，而且这种研究从实质上涉及公共整体利益与社会局部利益互动关系，而这正是宪法学与伦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研究权力视角的不同所在。
政治权力是相对于经济权力、道德权力、社会权力而言的。政治权力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某一政治主体依靠一定的政治强制力，为实现某种利益或原则而在实际政治过程中体现出的对一定政治客体的制约能力。在此，政治主体主要是指国家及其具体表现政府、社会阶级、政治集团、社会集团、有组织或无组织的群众、政治个人等，其中最核心的主体是国家或者说是政府，其他主体的政治和活动一般都以国家、政府为核心，人们据此经常把国家有关的权力看做政治权力，而把与国家没有直接关系的权力看做社会权力。政治权力架构的设计乃是以政治权力的归宿主体和政治权力的行使主体间的二元互动关系作为立基点，这种架构设计的最根本的制度形态部分即为宪政的核心内容。而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正当性更需借助宪法权力这个基本概念的演绎才能完成逻辑上的自足。以往宪法学者多才从控权、限权的角度来看待宪政的功能，但却不能解释为什么由于权力“形式”的扩展、分类，使它不能将权力在逻辑上作为一种特定机制来处理；不能解释社会互动过程中这种机制为什么带来其他单位 、个人或集体行动的改变；不能解释为什么虽然“主权在民、权力在民”，但掌握最多选票资源的中下层阶级其实最终还是把权力交给了社会上层阶级；也不能解释具有强制色彩的权利到底与权力如何界分。总体而言，在现代宪政下，宪法权力是政治权力的前提和依据，政治权力是宪法权力的展开和表现。7
国家权力是一种特殊的政治权力，这种权力的实质是反映和代表占支配和统治地位的阶级或阶层的利益。国家权力有许多存在形态，本原和终极意义上的国家权力表现为国家主权，从法理逻辑的角度而言，它并不以宪法权力的规限为存在和运行基础，但在民主宪政条件下，主权意义上的国家权力也不可挑战代表和反映人民整体 公共意志的宪法的权威。运行意义上的国家权力通常表现为国家职权，虽然它具有强制性、支配性、普遍约束性等特点，但按现代法治的公理，凡未经宪法授予的权力既为不合法、不正当的权力，人民有权狙却其效力，反抗暴政的革命权是人民固有的权利。另外由于国家权力具有腐蚀性、扩张性、渗透性等特点，因此对国家权力的监督与制约也是宪法权力的重要价值取向之一。
人民权力通常又被称为人民主权。它是现代宪法学的逻辑基础范畴，也是宪法和宪政存在和运行的前提。宪法权力来源于人民权力，又表现和确认人民权力。但在实际上，宪法权力却可能滥用和僭取人民的权力，因此，如何制定一部良宪是维护和落实人民权力的重要条件。另外人民权力和人民权利在本源上是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的，人权和人民权力是法定权利的前提，公民权利是国家权力的基础，政府权力是由公民权利和人民权力所派生的。“人民是权力的唯一合法源泉”和“原始权威”。8
二、 宪法权力的价值和功能
宪法权力是人民固有权力的转化，它的逻辑设定，其首要功能在于满足民主对公共权力行使正当性的要求。尽管关于国家权力有所谓“自然生成说”，9 “上帝创造说“，“社会契约10说”等学说11。但在民主政治下，一切国家权力只能来源于人民，政府及其机关和公务员都是服务于人民的。一切国家权力的行使都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和制约。在西方由于基督教的发展所带来的宗教势力的强大，造成国家与社会的分离，也强化了公共权力有限的意识，但由于封建专制权力所造成的重大弊害，使人们对国家权力有一种本能的恐惧和担忧，又由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也要求将国家权力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所谓“最好的政府，最少的管理 ”，因此“政府所有的一切权力，既然只是为 社会谋幸福，因而不应该是专断的和凭一时高兴的，而是应该根据既定的和公布的法律来行使；这样，一方面使人民可以知道他们的责任并在法律范围内得到安全和保障，另一方面，也使统治者被限制在适当范围之内，不至于为他们所 拥有的权力所诱惑，以达到上述目的。”12美国1787年联邦宪法宣布，“我们美国人民，为了建立一个更完美的联邦，树立正义，保证国内安宁，增进全民福利，并谋求我们自己和子孙后代永享自由的幸福起见，特为美利坚合众国规定和制定这部宪法。”按照上述理念建立的资本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宪法曾有效地促进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并防止了公共权力的危害性，但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所引发的社会不平等造成社会冲突和社会分裂，以及市场经济的外部性和信息的不对称性，造成所谓社会国家和福利国家的出现，国家权力积极地干预到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之中，传统上作为公民基本权的自由领域，例如，私人企业的经营活动、研究活动、宣传活动等，也都成了国家权力规制的对象。于是国家权力何以能限制公民自由，政府权力分配的原则以及行使的界域是什么？政治秩序何以能够持久？总之，政治权力的合法性问题一下突显起来，宪法权力概念的提出并引入到法治体系中，是法治历史和逻辑的必然。
（一）现代民主国家虽然倡导和践行人民主权或权力在民原则，但由于各种原因，人民都不可能事实上也没有亲自行使国家权力，而只能采取代议民主或间接民主的方式将权力授予政府机关和公务员行使，这种国家权力的所有与国家权力行使相分离的状况，自然会使人们关心起权力委托的方式和程序，被委托者行使权力的范围和责任，以及委托者和被委托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等问题。正如美国著名的政治思想家潘恩所说：“一切管理国家的权力必定有个开端。它不是授予的就是僭取的。此外别无来源。一切授予的权力都是委托，一切僭取的权力都是篡夺。时光并不能改变二者的性质。”13在委托行使人民权力的众多方式中，其中最重要的一种是将人民的公意结合起来表述成为宪法，使人民的权力转换成宪法权力，再使各种政府权力来自于宪法权力并臣服于宪法权力。这样，经过人民同意的宪法和政治权力又有了统治和约束人民的合法性。正如汉密尔顿所说，良好政府 “应该奠定在人们同意的牢固基础上。国家权力的河流应该直接来自一切合法权力的洁净的原始源泉。”而且，权力源自的同意应该是与源自宪法的授予是合二为一的，因为“人民是权力的惟一合法源泉，政府各部门据以掌权的宪法来自人民”。14
（二）从结构功能主义角度而言，政治权力的有效行使，有赖于政治权力的结构化。这种表现为，其一，政治权力是多元的而非单一的。其二，人们对在政治权力的服从是一种非人格化的服从，亦即担任无权角色的人之所以服从有权者，是因为他们所担任的角色，而不是担任有权角色的个人的品性。其三，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的体制化而非个人化。公民之所以服从政府官员，其原因就在于公民角色包含着公民的权利，据此公民可以在服从政府官员的同时，要求政府官员提供服务和保护。因此，公民之所以服从政府官员，政府官员的权力之所以具有合法性，其原因就在于政府官员角色使公民角色所具有的权利有了实现的可能。使政治权力结构的制度化安排，是经由宪法权力关于政府及其官员角色义务和公民角色义务的设计来完成的。宪法关于政治权力分离行使及相互制约与监督的规定，更使上述安排具有了体制化的保障。政治权力的结构化，是法治必须依赖的载体要求，也是法治这一制度文明现象所发展出的必然结果，没有多元的政治权力和多元的政治结构，没有分离制衡的政治体制，没有多种政治力量的对抗，就不可能有对在政治权力的真正限制和约束，法治本身的建设和实现也无从谈起。
（三）将宪法权力接引到法治体系之中，有利于健全和完善宪政体制。首先，既然宪法权力来源于人民权力，而政府权力派生于宪法权力，那么对政府权力的分离与制约除了是满足政治权力结构化的必须之外，更解决了政府权力是否就是人民权力，它是否可以分立的困惑，平息关于长期以来关于权力分立的种种争论。由于制度的最终关照要以人为中心，而权力本身要靠人来行使，又由于人性本身的晦暗，因此，必须建立和完善一套制约权力行使的机制。正如汉密尔顿等人所说：“防止把某些权力逐渐集中于同一部门的最可靠办法，就是给予各部门的主管人抵制其他部门侵犯的必要法定手段和个人的主动。在这方面，如同其他各方面一样，防御规定必须与攻击的危险相称。野心必须与野心来对抗。......用这种种方法来控制政府的弊病， 可能是对人性的一种耻辱。但是政府本身若不是对人性的最大耻辱，又是什么呢？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有任何内在或外在的控制了。在组织一个人统治人的政府时，最大困难在于必须首先使政府能管理被统治者，然后再使政府管理自身。毫无疑问，依靠人民是对政府的主要控制 ；但是经验告诉人们，必须有辅助性的预防措施。”15其次，宪法权力虽然可划分为许多形态，但无疑地说，国家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都只能被视做为宪法权力的派生权力，因此，设立一个专门的宪法保障机构来审查国家机关的行为是否合乎宪法，并不违背任何民主体制。汉密尔顿就认为：“违反宪法的立法法案不能生效。否认这点就等于肯定代理人高于 委托者、仆人高于主子、人民代表超越人民本身，或行使权力的人不仅可做权力不曾许可的事情，而且可做权力禁止的事情。远为理性的设想是把法院设计为人民和立法机构的中间团体，以把后者保持在委代权力的极限之内。解释法律是法院的合适与特殊权力。宪法必须被法官们视做根本法律。如果两者之间发生不可调和的差异，宪法应被置于法律之上，人民的意愿应被置于其代表的意愿之上。这一结论毫不表示司法高于立法权力。它仅表明人民的权力 同时高与两者，并且当通过法律表达的立法意志违抗通过宪法表达的人民意志时，法官应该接受后者而非前者。”
三、 宪法权力的形态和类型
宪法权力有不同的运作形态，并依据不同的标准可划分为不同的类型。
（一）、根据宪法权力存在的文书形式，可以把宪法权力划分为成文性的宪法权力和不成文性的宪法权力。成文性的宪法权力主要是指由宪法典、宪法性法律规定和赋予的权力，这种权力具有公开、稳定、明确的特点，能够法治在形式方面的要求。不成文性的宪法权力主要表现在宪法判例和宪法惯例等形式之中，这种权力主要存在于不成文宪法国家之中，但在成文宪法国家之中也时有存在。一般而言，由于不成文性宪法权力不具有稳定的形式特征，在不具有良好宪政传统的国家里，这种权力本身可能对法治产生危害。
（二）、根据宪法权力的性质和行使主体的不同，可将宪法权力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这三种权力在职能范围、行使方式上都存在着重要区别，恩格斯就认为，行政权是一种外在的强制而非国民的自治，属于政治权力的范畴，而司法权则属于社会权力的范畴，是一种人民自治型的权力范围。马克思也曾指出：“在议会中，国民将自己的普遍意志提升为法律，即将统治阶级的法律提升为国民的普遍意志。在行政权面前，国民完全放弃了自己的看法，而服从与他人意志的指挥，服从于权威。和立法权相反，行政权所表现的是国民的他治而不是国民的自治。”16
（三）、根据宪法权力作用功能的不同，可将宪法权力分为创始性宪法权力、组织性宪法权力和否定性宪法权力。创始性宪法权力包括制宪权、全民公决权、选举权等权力，这些权力往往是构造其他政府权力的一种权力，并具有原创性、最高性、自治性等特点，带有权力与权利的复合性质。组织性宪法权力是创始性宪法权力派生的一种权力，它们是组织国家机关的权力。否定性宪法权力是限制和否定其它宪法权力行使的一种权力，如紧急状态处置权。许多国家宪法都规定，在发生一定紧急事由的情况下，可暂时中止甚至废除宪法的实施。从权力行使的正当性而言，否定性宪法权力仅以改变或废止组织性宪法权力为限度，而不得停止创始性宪法权力的行使。
（四）、根据宪法权力内容的不同，可将宪法权力分为实体性宪法权力和程序性宪法权力。实体性宪法权力是具体规定权力主体的权能、责任等内容的权力，如行政决定权、军事指挥权等。程序性宪法权力是规范和约束实体性宪法权力行使的方式与过程的权力，它在法治体系中具有许多独立的意义和作用：
1．实体性宪法权力要获得合法性，必须依赖程序性宪法权力的约束和保障，。例如选举权力的行使，就贯穿了选举的动员、选民的投票、选举结果的认定等一系列程序活动。
2．获得了合法地位的宪法权力在正式占据这种地位时，也往往通过一定程序如就职仪式来标示其合法性。
3．宪法权力要顺利行使、树立权威必须遵守法定的程序与方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现代法治就是程序之治，现代立法程序、行政程序的发达和种种议事规则的昌隆即为上述观点的实证。
4．政治权力相互之间的制约和平衡，也必须通过程序性的权力规则的安排来实现，几乎所有的制约和平衡机制，包括一个政府部门或政治权威的法律保障都以程序性权力规则无内容，美国政治架构的设计，即充分表现了这个特点。


。
1 公法和私法的划分，首创于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他认为公法是与国家组织有关的法律，私法是与个人利益有关的法律，作者注。
2 参见：莫纪宏著，《现代宪法的逻辑基础》，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275页。
3
4 (英) A.布洛克等编：《枫丹娜现代思潮辞典》，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第453页。

5 《不列颠百科全书》第14卷，英文第15版，第697 —698页。
6 参见：毛寿龙著，《政治社会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6页。
7 李景鹏：《试论政治权力的特征和结构》，载《政治学研究》，1987年第4 期。
8 [美]汉密尔顿等著：《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1980年6月版，第257页。
9 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和中世纪基督教神学思想家托马斯·阿奎那等为代表所持的一种关于国家权力起源的观点，他们认为“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人类自然会经历一个从家庭到社会到国家的发展过程。
10
11 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卢梭等人所持的关于国家权力起源的观点，认为国家是由人们相互的契约建立起来的，其目的是为了防止彼此侵害，
12 [英]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92页。
13 [美]托马斯·潘恩：《潘恩选集》，马清槐等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50页。
14 参见：[美]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等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第113—114页，第257页。
15 [美] 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等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64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4页。

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税务系统贯彻落实《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的意见
国税发[2005]170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扬州税务进修学院，局内各单位：
为贯彻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以下简称《纲要》），落实“聚财为国、执法为民”的税收工作宗旨，进一步推进税务系统依法行政，提出如下意见：
一、提高认识，转变观念，进一步增强税务系统依法行政的主动性和自觉性
（一）深入领会《纲要》的重大意义。《纲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总结了近年来推进依法行政的基本经验，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形势和依法治国的进程，确立了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明确规定了今后十年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指导思想和具体目标、基本原则和要求、主要任务和措施。各级税务机关要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高度，充分认识《纲要》的重大意义，认真学习、大力宣传《纲要》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内容，把贯彻落实《纲要》、推进依法行政作为税务系统的一项全局性工作任务切实抓紧抓好。
（二）充分认识全面推进税务系统依法行政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近几年来，特别是2001年全国税务系统依法治税工作会议以来，税务系统依法行政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是，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各项要求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主要是：一些税务干部依法行政意识不强，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税收行政立法的机制和程序不够完善；越权执法、随意执法等问题时有发生；税收执法监督不力，一些违法或不当的行政行为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制止和纠正。这些问题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侵害了纳税人等税务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影响了税务机关的社会形象。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全面推进税务系统依法行政。
（三）正确把握税务系统推进依法行政的主要目标和基本思路。按照《纲要》有关“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诚实守信、权责统一”的基本要求，将贯彻依法行政、推进依法治税贯穿到深化税收改革、强化税务管理等工作中，不断理顺税收管理体制，完善税收立法，加强税收执法，强化执法监督，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正确处理依法行政与组织收入和支持经济发展的关系，坚持组织收入原则。努力提高税务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依法行政的观念和能力，在税务系统内部形成尊重法律、崇尚法律、遵守法律的良好氛围。
二、完善税务行政决策和立法机制，提高制度建设质量
（一）建立健全税务行政决策机制。完善各级税务机关工作规程、决策程序和议事规则。建立健全重大事项集体决策、专家咨询、合法性论证等制度，与纳税人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决策事项，要通过座谈会、听证会、论证会等形式广泛听取纳税人和基层税务机关的意见，进一步扩大公众参与程度。建立税务行政决策跟踪反馈机制，定期对决策的执行情况进行跟踪调查和评估反馈。加强对税务行政决策活动的监督，按照“谁决策、谁负责”的原则建立健全决策责任追究制度，实现决策权力与责任的统一。
（二）完善税收立法机制。按照条件成熟、突出重点、统筹兼顾的原则，科学合理地确定税收行政立法计划。规范税收立法程序，改进税收立法方法，提高税收立法技术，注重与相关部门的立法协调。完善税务部门规章立法工作，制定税收规范性文件制定管理办法，对各级税务机关的税收立法权限、程序、方法及责任等内容做出明确规定，增强立法及制度制定工作的计划性、规范性、公开性和可行性。保持税法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保护纳税人等税务行政管理相对人对税收政策制度的合理预期。
（三）遵守税收立法权限。制定税务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不得超越法定权限，不得与法律、法规等上位法规定相矛盾、相抵触，同位阶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之间应保持协调一致。授权立法必须符合法律、法规规定，且不得转授。立法解释权属于制定机关，实施机关不得擅自解释。
（四）提高税收制度建设质量。负责起草税收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职能部门，要深入调查研究，尤其要进行立法评估和效益分析，使税收立法既具有前瞻性，又符合当前工作实际。税法实施后，要对执行中的情况进行跟踪问效、分析评估，并提出改进、完善的措施。要建立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定期清理制度，及时解决税法规范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三、规范税收执法行为，提高税务管理效能
（一）创新税务行政管理方式。在税务管理活动中，要转变管理方式，充分运用间接管理、动态管理和事后管理等手段，降低执法成本，加快税收管理信息化进程，提高管理效能。坚决贯彻加强税源管理的各项制度和措施，不断强化税收征管工作。切实完善纳税服务体系，优化纳税服务环境，提高纳税服务水平。落实、完善纳税评估、纳税约谈、纳税辅导等制度措施，提高税法的遵从度。认真贯彻实施行政许可法，深化税务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不断规范税务行政许可和审批行为。充分发挥税务稽查的威慑作用，依法严厉打击各种税收违法犯罪行为。
（二）推进税务管理的规范化。按照《税收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的要求，继续推进税收管理“科学化、精细化”进程，建立信息化支持下的专业化征管格局。按照依法设置、加强管理、有利服务、讲求效率的要求，根据税源分布、纳税人数量和管理技术水平等实际工作情况，科学设置各级税务机构，逐步实现税务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的法定化。要合理界定税务机关内部税源管理、税款征收、税务稽查和法律救济等各环节的职能，按照精确、细致、深入的要求，将法律规定的职责和权限分解落实到具体执法部门、岗位和人员，既避免职能交叉与重叠，又确保各环节相互衔接。加强上级税务机关对下级税务机关的指导和监督，推进各级税务机关内部行政管理的规范化，确保政令畅通。建立管理效果定期评价制度，统筹分析税收管理成本和效益，及时发现管理漏洞，解决管理问题。
（三）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对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税务机关必须严格遵守。按照程序正当和高效便民的要求，建立和完善税收执法中的回避、告知、听证、说明理由等各项程序制度，依法保障纳税人等税务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四）加大政务公开力度。除涉及国家机密及依法应当受到保护的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外，税务机关所有需要纳税人周知、遵守和执行的事项和信息，均应通过公报、网站、报纸等媒体对外公布，并创造有利条件便于纳税人查询。要在进一步落实文明办税“八公开”制度的基础上，不断完善税法公告、欠税公告、纳税人信用等级评定、税款核定、减免退税、许可决定和处罚结果等公开制度，加大公开力度，提高税收执法的透明度。
（五）公正、合理地行使自由裁量权。对税务机关依法律、法规规定享有较大自由裁量权的行为，要进行梳理、分类，制定具体、细化的实施办法，从源头上降低自由裁量权被滥用的风险。行使行政处罚等自由裁量权，要遵循法治原则，符合法律目的，排除不相关因素的影响。对可以采用多种方式实现执法目的的，应当选用对纳税人等税务行政管理相对人损害最小的措施和方式。
（六）深入推行税收执法责任制。贯彻落实《全国国税系统税收执法责任制岗位职责和工作规程范本（试行）》、《全国地税系统税收执法责任制岗位职责和工作规程范本（试行）》、《税收执法责任制考核评议办法（试行）》、《税收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办法》。认真开展考核评议，以计算机考核为依托，实行人机结合，拓展考核的深度和广度。做好“税收执法管理信息系统”和自动化考核第二批扩大试点工作。促进执法考核与执法监察工作的结合。积极探索对考核结果的综合利用，逐步实现全员综合考核。严格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完善追究范围和追究形式，确保追究结果公平公正。
四、完善监督制度和机制，强化对税收行政行为的监督
（一）加强对税收部门规章和税收规范性文件的审查和监督。做好规章审查工作，保证规章质量。认真执行税收规范性文件会签制度，未经法制部门会签的规范性文件不得对外发布。完善备案制度，依法严格审查。建立异议处理制度，纳税人等税务行政管理相对人对规章或规范性文件提出异议时，要及时研究处理。
（二）加强对税务行政执法行为的过程监控。认真执行重大税务案件集体审理制度，确保案件定性的准确性、法律适用的正确性。继续实行大额减免缓退税款审批集体审核制度，严格遵守法定审批权限和审批程序。进一步完善税务行政处罚、行政许可听证制度，尊重纳税人的陈述权和申辩权。
（三）加强对税收执法行为的事后监督。加强税收执法检查和执法监察，确保成效。认真贯彻行政复议法和税务行政复议规则，加强复议案件的统计分析，完善复议责任追究制度。严格税收会计监督，加大经济责任审计，严肃财经制度和纪律。
（四）自觉接受对税收执法行为的外部监督。自觉接受人大监督和政协民主监督，高度重视人大建议和政协提案的办理工作。自觉接受人民法院依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对税务机关实施的监督，积极出庭应诉、答辩，自觉履行生效判决、裁定。严格执行国家赔偿制度，保障纳税人等税务行政管理相对人依法获得赔偿。认真配合监察、审计、检察等专门监督机关的工作，积极落实监督决定。自觉接受新闻舆论监督，主动拓宽社会监督渠道。
（五）切实依法解决人民群众通过信访举报反映的问题。落实《信访工作条例》，建立统筹兼顾、标本兼治的信访工作格局，依法处理信访问题，切实保障信访人的合法权益。建立信访工作责任制，按照属地管理和分级负责归口办理、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努力把矛盾解决在基层、解决在当地。认真做好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工作，按照预防为主，抓早、抓小、抓苗头的要求，组织开展不稳定因素的排查、调处。积极探索高效、便捷和成本低廉的防范、化解社会矛盾的机制。
五、加强领导，采取措施，确保依法行政工作落到实处
（一）明确责任，狠抓落实。各级税务机关主要负责人作为推进依法行政工作第一责任人，要加强对依法行政工作的领导，分管领导要具体抓，各有关职能部门要明确分工，加强配合，一级抓一级，逐级抓落实。要结合工作实际，制定落实《纲要》和《税务系统贯彻落实〈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的意见》的具体办法和配套措施，将各项工作任务分解、落实到具体职能部门，做到长远有规划、近期有安排。
（二）建立依法行政定期报告制度。各级税务机关要于每年年末向上一级税务机关报告依法行政工作情况，重点报告本机关当年推进依法行政工作的措施、成效和存在的问题及下一年的工作计划和工作安排。同时，对上一级税务机关依法行政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三）加强对依法行政工作的考核。要建立和完善税务机关工作人员依法行政工作考核制度，将依法行政工作状况作为评议考核的重要标准，并与干部使用相结合。对依法行政成绩突出的，予以表彰、奖励；对工作不力的，严肃纪律，追究责任。
（四）做好法律宣传和培训工作。实行领导干部学法制度，定期对领导干部进行法律知识培训，进一步提高领导干部依法行政的意识和能力。加强全员法律培训，组织广大税务干部学习通用法律知识和从事本职工作所需的专门法律知识。继续实行税收执法资格认证制度。未取得税收执法资格的人员，一律不得从事税收执法工作。加大税法宣传和普法工作力度，逐步形成与税务机关依法行政相适应的外部法制环境。
（五）充分发挥法制部门的职能作用。要进一步健全法制工作机构，不能成立专门法制工作机构的税务机关，要配备专职税收法制员。加强法制队伍建设，培养、选拔、配备一批法律专业人才。充分发挥法制机构在依法行政方面的参谋、助手和法律顾问作用，并为他们开展工作在经费、手段等方面创造条件、提供保障。





国家税务总局

二○○五年十月二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