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人大常委会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废止《山西省图书报刊音像出版管理暂行条例》的决定



（２００２年３月２１日省九届人大常委会２８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定废止《山西省图书报刊音像出版管理暂行条例》。

　

　　附件：

山西省图书报刊音像出版管理暂行条例　

　　(１９８７年９月８日山西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过根据１９９７年９月２８日山西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关于修改《山西省图书报刊音像出版管理暂行条例》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图书、报刊和音像出版管理工作，维护图书、报刊、音像出版物的发行、销售市场的正常秩序，保护著译者、出版者、发行者和录音录像的表演者的合法权益，促进我省出版事业的繁荣和健康发展，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特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在本省从事图书、报刊、音像的出版、印制、发行、销售、租赁等活动的一切单位和个人。

　　第三条　图书、报刊和音像的出版工作，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贯彻执行为人民服务、 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根本方针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发展科学文化的方针。

　　第四条　全省图书、报刊和音像出版管理工作，分别由省新闻出版行政部门、省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和地、市、县负责新闻出版、广播电视行政管理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分级负责。

　　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及公安部门按各自的职责进行管理。

　　第五条　对在图书、报刊和音像出版管理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由各级人民政府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出版管理

　　第六条 建立出版社和创办报刊，应根据社会需要和可能，并符合下列条件：

　　(一)有明确的办社、办报、办刊的宗旨和编辑方针；

　　(二)有明确的出版范围；

　　(三)有称职的领导人和编辑人员；

　　(四)有确定的上级主管部门；

　　(五)有固定的工作场所、必需的资金及承印(制)单位。

　　第七条　建立出版社和创办报刊，分别按下列规定履行审批程序：

　　(一)建立图书出版社、报刊社或音像出版单位，须分别向省新闻出版行政部门或省广播电视行政部门提出书面申请。受理部门接到申请，应在一个月内审核完毕，同意后报国家新闻出版署或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审批。申请单位凭批准文件向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领取营业执照。

　　(二)图书出版社为配合本社出版的图书而出版音像制品，须经省新闻出版行政部门会同省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审查同意后，报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批准。

　　(三)创办报刊，须由主办单位提出申请，经省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审核同意后，报国家新闻出版署审批。

　　(四)独立经营的报刊出版单位，须持批准证件，向所在地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营业执照后，方可开业。

　　各出版社不得擅自在省内外建立分社机构或变相的分社机构。

　　第八条　出版社变更名称、宗旨和出版范围，报刊变更名称、宗旨、刊期、定价、发行范围或停刊，均应由主办单位向原批准部门申报，经批准后到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

　　第九条　出版社应定期编制选题计划和出版计划，分别报省新闻出版行政部门或省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审定，并报国家新闻出版署或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备案。省新闻出版行政部门或省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应对选题计划和出版计划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第十条　在图书、报刊和音像出版物中，不得刊录以下内容：

　　(一)泄露国家机密的；

　　(二)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的；

　　(三)宣扬凶杀、迷信、荒诞、色情、淫秽的；

　　(四)诽谤他人的；

　　(五)妨碍司法机关审理案件的；

　　(六)损害民族团结的；

　　(七)诋毁国家现行政策的；

　　(八)其他由国家明令禁止刊录的。

　　第十一条　出版社不得擅自出版和加印国家限额出版的图书；不得转让、出售出版单位的名称、书号。

　　音像出版社和配合图书出版音像制品的出版单位，不得向复录生产单位或其他非出版单位转让、出售版号。

　　第十二条　凡出版的报刊上，均应载明注册登记号、标明主编(或总编辑或社长)姓名；在出版的图书版本记录页上应记载书名，著译者姓名，初版、再版时间，发行单位，印数，书号，定价，还应在每本书的适当位置标明责任编辑、主编或总编辑的姓名。

　　各类音像出版物，必须注明出版单位、复录生产单位的名称、商标、编号、出版年份和作者、表演者姓名。

　　第十三条　除国家批准的出版单位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出版在社会上公开发行的图书、报刊和音像出版物。

　　非出版单位，编印、翻录内部使用的图书、报刊和音像出版物，须向县级以上负责新闻出版、广播电视行政管理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申请领取准印证或准录证，方可印制。具体办法由省人民政府规定。

　　第十四条　报刊的编辑出版单位，不得出版图书或以期刊登记号变相出版图书。期刊如需出版与本刊宗旨相符的"增刊"，应报省新闻出版行政部门批准。

　　第十五条　商业部门印制年历、挂历，须经省商业主管部门审查同意，省新闻出版行政部门批准，发给准印证，方可印制、销售。

　　第十六条　非出版单位经批准印制的图书、报刊出版物，须注明准印证号码、印数和工本费。

　　第十七条　公开出版发行的地图，由专门出版社出版。其他出版单位出版时事宣传地图、专题地图或出版物插附地图 (示意图除外)，应经省测绘部门批准，方可印制。

　　第十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国家版权规定，侵犯版权所有者的权利。

　　第十九条　图书、报刊和音像制品出版后，在发行的同时应按规定分别向省新闻出版行政部门、省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及有关部门送交样品。

　　第二十条　报刊、广播电台、电视台，不得刊播非正式出版物的出版广告和消息。

　　第二十一条　出版单位必须严格执行国家和省有关出版物的定价标准，并按照物价管理权限履行审批手续。

　　第三章　印刷、录制管理

　　第二十二条　开办印刷厂须经县以上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同意，开办以印刷书刊为主的印刷厂并须经省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同意，由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发给营业执照，并报当地公安部门备案，方可营业。

　　建立复录生产单位，按照本条例第七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建立音像出版单位的审批程序办理。

　　第二十三条　印刷厂不得自编、自印、自售书刊、年画、挂历、图片等出版物；承印出版社的出版物，不得加印、自售，不得将纸型或图版转让、出售给其他单位和个人。

　　复录生产单位，不得自编、自录、自售音像制品；加工、复录出版单位的音像制品，不得加制、自售，不得将原版转让、出售给其他单位和个人。

　　第二十四条　 印刷厂不得承印、装订、出售非法出版物。承印非出版单位的图书、报刊出版物，须由委托印刷的单位出示准印证，无准印证的，不得制版印刷。

　　复录生产单位，不得复录、出售非法出版物。承录非出版单位的音像出版物，须由委托录制的单位出示准录证，无准录证的，不得承揽录制。

　　第二十五条　 承印(制)、代印(制)省外出版单位的图书、报刊、音像出版物，须凭准印证或准录证分别向省新闻出版行政部门或省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办理登记手续。

第四章　发行管理

　　第二十六条　申请经营图书、报刊、录音制品的书店、书摊、商店，须经县级以上负责新闻出版、广播电视行政管理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批准，经营批发业务的单位，并须报省新闻出版行政部门或省广播电视行政部门核准，由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审核，发给营业执照，方可营业。

　　申请经营录像制品的发行和租赁业务的单位，须经省广播电视行政部门批准，由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发给营业执照，并报当地公安部门备案，方可营业。

　　第二十七条　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经营非正式出版的、走私入境的或其他由国家明令禁止出版发行的图书、报刊、音像出版物。

　　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批准不得为销售而复录音像制品。

　　第二十八条　经营图书、报刊，必须按其标定价格出售，不得擅自抬高售价。

　　第二十九条　正式出版的内部发行的图书、报刊，统一由国营书店或邮局按有关规定销售；向国外发行、赠送、交换的，须经省外事主管部门审批。向国外发行的音像制品，须经省广播电视行政部门批准。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条　未经批准从事图书、报刊、音像的出版、印刷、复录、发行、销售、租赁等活动的，由县级以上负责新闻出版、广播电视行政管理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依据有关行政法规给予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条、第二十七条规定的，由省新闻出版行政部门或省广播电视行政部门依据有关行政法规给予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二条　出卖或变相出卖出版单位的名称、报刊登记号、版号的，由省新闻出版行政部门或省广播电视行政部门依据有关行政法规给予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有关价格规定的，由当地物价部门检查处理。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规定的，由县级以上负责新闻出版、广播电视行政管理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会同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违法所得，并处以罚款。

　　第三十五条　图书、报刊和音像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在执行本条例过程中有失职行为的，由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追究行政责任；触犯刑律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六条　对处理决定不服的，可在接到处理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仍不服的，可在接到复议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对省新闻出版行政部门或省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处理不服的，可在接到处理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执行的，由原处理单位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三十七条　没收的非法出版物，由县级以上负责新闻出版、广播电视行政管理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按国家规定予以处理。

　　没收的非法收入和罚款一律上缴国库。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八条　本条例自１９８７年１０月１日起施行

对见义勇为行为的认定与救济初探

付建国

摘要：对见义勇为行为的正确界定和对因见义勇为受到损害的行为人能及时而有效救济是弘扬见义勇为有效措施，从而避免出现英雄流血又流泪的情形。本文对此进行了有益的分析与探讨。
关键词：见义勇为 见义巧为 无因管理 正当防卫 防卫过当 假想防卫 紧急避险 救济
惩恶扬善、见义勇为是人类社会的高尚义举，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党和国家极力倡导的一种英雄壮举，也是一直倍受人们普遍赞赏。但近年来，见义勇为却成为一个极为沉重的社会话题。人们在称道英雄勇斗歹徒、舍己为人，奋不顾身保卫他人生命和财产的同时，更对英雄事后流血又流泪的悲凉情形而感到无奈和迷惘。如何改变这种不正常的社会风气，这就使我们每一个人不得不去思考着，如何保障见义勇为者的正当利益？从长远来看，最重要、最有效的当然是不断地提高全民族道德素质和精神境界的；但是从现实来看，则更需要健全和完善有关见义勇为方面的法律法规，使见义勇为行为人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济。只有这样，这种不正常的社会风气才能得到有效地矫正。基于此点，笔者在本文中对见义勇为的界定；见义勇为与正当防卫等相似行为的联系与区别；对见义勇为者的救济原则等三个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谈一些粗浅的看法。
一、 关于见义勇为的概念。
关于什么是见义勇为，我国法律、行政法规均没有对此作出规定。《现代汉语词典》对见义勇为的解释为：“看到正义的事情奋勇地去做” [1]。最早出现于《论语。为政》：“见义不为，无勇也”。《宋史。欧阳修传》中载有：“天资刚劲，见义勇为，虽机阱在前，触发之，不顾，放逐流离，至于再三，气自若也”。在我国古代，见义勇为一直是人们追求的道德标准。时至今日，见义勇为作为社会主义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更具有广泛的思想基础和现实意义。然而，“见义勇为”作为一个专门的法律概念，理论上的研究并不多见。这种原生态的解释，显然不能作为见义勇为的法律概念来使用。因为以这种解释，人们做的事情只有两分法，除了应当谴责的非正义事情之外的事情都是见义勇为行为了，既然都是，也就没有特殊规范、特殊对待的必要了。有关一些地方法规对见义勇为做出了界定，例如，云南省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条例规定，见义勇为是指不顾个人安危，保护国家、集体利益和他人生命、财产安全，事迹突出的行为[2]。这比原生态的见义勇为概念虽然进了一步，但仍然有一些缺欠。例如，把见义勇为的主体仅仅限定为公民似有不妥，随着我国开放程度的逐步地扩大，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不断地强化，在我国工作、生活的外国人会越来越多，如果这些外国人中有人为了我国的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及公民的合法权益免遭损害而见义勇为，对这种可喜可敬的行为不予以见义勇为的认定和表彰，显然是不适当的；该规定还要求见义勇为行为人“不顾个人安危”，虽然大多数情况是这样，但这排除了有一部分人在危急关头挺身而出，在顾及个人安危的情形下又有效地保护了国家、集体或他人合法权益，即人们通常所说的“见义巧为”，将这种“见义巧为”，即见义勇为的一种特殊形式排除在外也是不适当的。再就是这一规定也没有将负有法律义务的人忠实履行其义务，又同时有效地保护了国家、集体和他人的合法权益的行为排除在外。诚然，这种忠实履行法律义务行为也是理应得到表彰和称赞的，但这已经有了相关法律规定予以规范，无须再以见义勇为规范认定和处理了。山西省对保护和奖励见义勇为的人员规定为“协助公安司法机关和保卫部门抓捕违法犯罪分子的行为，检举、揭发犯罪行为，提供重要线索的罪证，协助公安司法机关破获重大犯罪案件的行为”作为见义勇为；《重庆市鼓励公民见义勇为条例》也作出了这样类似的规定。上述行为是见义勇为人行为自然是没有异议的，问题是在这一规定之中，其明显的不足是把见义勇为的面限制地过于狭窄，把常见的排除自然灾害，抢救处于险境的人的情形都排除在见义勇为之外，这种规定肯定是不妥当的。
笔者认为，界定见义勇为行为要把握这么几个特性：一是其主体的广泛性，只要是没有法定或约定义务，无论是中国公民还是外国公民及无国籍人；是有政治权利的人还是被剥夺了政治权力的人以及正在被羁押或者是犯了罪的人；是成年人还是未成年人以及是精神病人等，都应当是见义勇为的主体。有些地方在界定见义勇为行为时，不提倡未成年人去见义勇为；近日，成都青羊区教育局组织召开“未成年人自我保护100招知识、技能”论证会，来自公安、医院、交通等部门的专家就草拟出的100招提出修改意见。在论证会上，专家们发出了同样的声音：别期望孩子们见义勇为！[3]笔者认为其初衷是好的也是有道理的；问题是当未成年人实际上实施了见义勇为行为时，是否要认定为见义勇为行为？笔者认为当然也要以见义勇为来认定。二是情况的急迫性和相当的危险性，例如，抓捕、扭送犯罪分子，挺身而出制止违法犯罪，在烈火中或在自然灾害到来时抢救伤者或财产，冒着被传染的危险将患传染病者送至医院救治等情形。急迫性和相当的危险性这是见义勇为这一好事与做其他好事区别的关键之处，正是这一点体现了行为人的一个“勇”字，非一般人都能够做到的。三是目的正当性，即行为人实施其行为的目的是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或其它权利免遭侵害或免受损失且没有法定或约定的义务而自觉自愿而实施的行为。如果行为人为了抢救自己家的财产奋不顾身冲入火海而受伤或者为履行法定或约定义务而实施的行为则不包括在内。在这里需要强调一下，见义勇为人实施行为，不应限定在为了国家、集体、他人的人身、财产，还应包括为了国家、集体、他人其它合法权利。因为行为人为了其它合法权利根而实施行为，也是符合见义勇为的本义，合法权利也是应受法律保护的。据见义勇为的上述三个特性，笔者认为见义勇为是指：没有法定或约定的义务，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或其他权利免遭侵害或免受损失，在面临危险情况下挺身而出所实施制止侵害、保护合法权益等行为。
二、见义勇为行为与相似行为的联系与区别。
（一）见义勇为与无因管理的联系与区别。
无因管理是指没有法定的或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而进行管理或服务的行为。以此来看，所有见义勇为的行为都符合无因管理的要件，但是不能把所有的无因管理行为都认为是见义勇为行为。在实际生活中及司法实践中，尤其是在民事赔偿方面对见义勇为大多数也是依照无因管理规定加以规范和调整的。例如，笔者近日读到一文，一人在邻居失火时奋力扑救而被烧伤，受益的邻居不愿意为见义勇为的受伤者支付医疗费、误工费、伙食补助费、车费等相关费用，司法机关适用“无因管理”规定说服了受益人，由其为见义勇为人支付了3万元的医疗费、误工费等相关费用[4]。笔者认为，虽然无因管理可以包含见义勇为，但是将见义勇为仅仅等同于无因管理是不妥当的。笔者认为，见义勇为作为无因管理中的一个特殊情形，见义勇为行为人主要体现出一个“勇”字，和一般的无因管理相比，对国家、对社会具有更大的有益性，所以很有必要将见义勇为从无因管理中分离出来，适用特殊规范加以规范与调整，尤其是在救济方面。当然，在认定不了见义勇为情况下，当然要以无因管理加以调整和规范。在其行为符合无因管理而又符合见义勇为时，一定要首先适用见义勇为规范，以保证对见义勇为行为人及时而又有效地救济，且不可将见义勇为等同于一般的无因管理。现在存在的问题是有关部门包括人民法院在处理这类案件时常常把见义勇为当作一般的无因管理处理，尤其在通过对无因管理案件的处理又不能使见义勇为行为人得到救济时，使见义勇为行为人出现流血又流泪的悲剧情形，因此有必要将见义勇为从无因管理是分离出来，用专门的法律、法规进行规范。
（二）见义勇为与正当防卫的联系与区别
正当防卫是指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益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并对不法侵害造成损害的行为。正当防卫所针对的对象是不法侵害人，除了为了保护本人的人身、财产和其它权益而进行的防卫之外，其余的正当防卫行为都可以认定为是一种见义勇为行为。相对来说，正当防卫的行为的外延显然要比见义勇为的外延小的多；再者，正当防卫规定在我国刑法中，其作用主要是用于区分罪与非罪的，至于对其行为人如何救济、如何表彰等问题并没有作出相应的规定；在民法中，虽对此有相关的规定，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八条规定：因正当防卫造成损害的，不承担民事责任。正当防卫超过必要的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的，应当承担适当的民事责任。然而该条只是规定了正当防卫的免责条款及防卫过当时应当承担的责任形式，该条款亦未规定对行为人的救济及表彰等措施。因此，仍有必要将符合见义勇为的行为的正当防卫行为纳入到见义勇为规范当中去。只有这样，才会更好地鼓励人们去实施正当防卫和见义勇为的行为。笔者认为，人民法院、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在认定某些符合正当防卫行为，也符合见义勇为要件时就应当作出对见义勇为的认定并建议有关部门对见义勇为的行为人给予相应的救济和表彰措施，只有这样做，才可能及时又准确地对见义勇为行为人实施救济和表彰，从而有效地防止社会再次地出现英雄流血又流泪的情形。
（三）、见义勇为与紧急避险的联系与区别
紧急避险是指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它权利免受正在发生的危险不得己采取对另一种较小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紧急避险行为。除了为了本人的人身、财产、其它权利所实施的紧急避险之外，其余的紧急避险行为也都可以认定为是一种见义勇为行为。在刑法中对紧急避险行为的规定，其主要作用同正当防卫一样，其主要意义在于区分罪与非罪问题。在民法中，虽然对紧急避险的行为的规定比正当防卫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因为它毕定涉及到第三人的责任问题，但也只是从行为人免责或是从避险过当的责任角度来规定的，并未规定如何对行为人因此行为而给自己造成损失的补救措施及表彰办法。由此可见，如果仅仅停留在紧急避险上，而不将其行为入纳入到见义勇为行为中，是不利于鼓励和弘扬人们去实施义勇为行为的。因此，仍有必要将符合见义勇为的紧急避险行为纳入到见义勇为行为中去。做法仍然是同上面所说的一样，有关部门尤其是人民法院在认定某些紧急避险行为同时也符合见义勇为行为的，应建议有关部门按见义勇为行为来对待，对行为人予以表彰和救济。
三、对见义勇为者的救济原则
见义勇为行为人在见义勇为过程中受到伤害怎么办？即如何对见义勇为者因见义勇为这一行为而受到的损害获得有效而及时的救济，这是对见义勇为行为人来说，最为现实，也是最需要首先解决的问题，也是弘扬见义勇为最有效的办法。做好了这一点，在社会上就不会再次出现像澄海澄城西华六片区明泰小区居民王瑞忠、市区岐山街道南楼居委居民汤木德[5]等类似的英雄流血又流泪的情况，人们也不会出现以往那样对英雄事后的悲凉、无奈和迷惘。对见义勇为行为人如何救济，这是人们多年来所关心的问题，由于救济方式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因此在本篇文章中，仅谈一下救济原则。笔者认为，应采用以下几个原则来实现对见义勇为行为人因见义勇为而受到的伤害的有效救济。
（一） 国家先行补偿原则
见义勇为是一种有益于国家和社会的行为，这是没有任何异议的。因此，国家对见义勇为行为人所受到的损害进行补偿就是理所当然、顺理成章的事情。目前，大多数地方实行的是对见义勇为者的奖励政策，奖励政策固然有必要，但仅有奖励而无补偿显然是很不够的。其主要缺陷在于奖励大多数都弥补不了见义勇为者因见义勇为所受到的损失。且不说奖励的实施手续繁杂，奖金到见义勇为者手中时已不是当初时那么急需。还需指出的是，有不少对见义勇为者的损害是可以找到责任承担者——侵权人赔偿或受益人补偿，依法也应当由侵权人承担或者受益人补偿，但这也不应当让见义勇为者自己去费力追偿，而应当是国家对见义勇为者先进行补偿，再由国家代位行使见义勇为者的追偿权，去追究侵权人或受益人的赔偿或补偿的责任。国家对见义勇为者先行补偿是保证见义勇为者能得到及时救济的最为有效的办法。令人遗憾的是，对于这一办法，笔者还没有听说为哪个地方所采纳。
（二）鼓励见义勇为者的平衡利益原则
在见义勇为实施过程中，由于见义勇为行为人的行为都是在紧急情况下做出的，来不及全面考虑和仔细斟酌，难免出现诸如假想防卫，假想避险，防卫过当，避险过当等情形，损害了他人不应损害的合法权益；或者由于力所不及；或采取措施不当使自己受到了较大损害。即行为人虽然以见义勇为的良好愿望出发，但是实际上并没有实现见义勇为的效果，因而在不能被认定为见义勇为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求见义勇为者对由此造成的损害自担责任，显然也是不利于鼓励人们去实施见义勇为的积极性。但同时又要认识到，对于无过错的受害者如果不对其进行补偿也是不符合情理、不符合法理的。因此，笔者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只要见义勇为行为人对其所造成损害主观上无故意或重大过失，其民事赔偿责任则由国家对受害人赔偿为原则，当然，见义勇为者愿意赔偿且又有赔偿能力的，也可以象征性地补充赔偿一些。在见义勇为行为人从实施见义勇为行为的愿望出发，但最终没有被认定见义勇为却使自己受到较大损害时，国家给予适当补偿。这里特别要强调的一点，在认定见义勇为的实施者对损害的发生是否存在重大过失时，一定不能过于苛刻，做事后的诸葛亮，一定要从当时的紧急情况出发，从见义勇为当事人的具体认识能力出发，多考虑其良好的愿望和动机，宁宽勿严。
（三）侵害人赔偿原则。
侵权必担责，是法律的一个基本原则，我国《民法通则》及相关的法律对此有明确规定。国家在对见义勇为行为人补偿时，一定要对侵权责任人进行追偿，其意义不仅在于赔偿因侵权行为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更重要的是还在于制裁和教育侵权行为人和发挥法律的教育作用，以避免、减少侵权行为人的发生。当然，也应当鼓励侵权行为人对见义勇为行为人及时而有效的赔偿，如果侵权行为人对见义勇为行为人及时而有效的赔偿，在涉及对其违法犯罪行为进行处罚时要考虑予以从轻。
（四）受益人补偿原则。
受益人因其见义勇为行为人的见义勇为行为而获益，理应对因此遭受的损失的见义勇为行为人加以补偿，法律对此也有明确规定。国家在对见义勇为行为人补偿后，应追究受益人的补偿责任，这也有助于受益人负起责任来，认真而又高度注意地保护其合法权益。在设计受益人补偿规范时也应当鼓励受益人对对见义勇为行为人及时而有效的的补偿，补偿后确实使自己的生活陷入困难时，国家可再对其困难予以帮助。其目的就是要使见义勇为行为人及时而有效的得到救济，使见义勇为行为人及早感受到社会反馈给他的温暖和回报。
参考文献：
[1]《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商务部书馆，1996年7月修订第3版，第626页。
[2]李微：审理见义勇为案件问题研究，《人民司法》2004年第12期第56—58页。
[3]12月16日《华西都市报》
[4]见义勇为被烧伤谁“埋单”？《福建法制报》2005年1月23日3版。
[5](感动2003)汕头市民见义勇为 演绎感人故事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1月01日12:46 大华网
作 者：付建国(1980----)安徽宿州市人，虎林市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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